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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曹锟、张作霖和徐世昌对靳云鹏内阁，却都不满意了。直系认为，靳云鹏偏向奉系，在财政和权利的分配上，因为靳云鹏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靳有意向奉系倾斜。这也是实情。因此，曹锟对这个内阁渐生厌情，意欲改组。本来靳云鹏是亲奉疏直的，奉系对靳应该好些。但靳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难免不考虑直系的一些要求，或者说，也要顾及到直奉双方的实力均衡，这也使张作霖不满。使张作霖最不满意的是，靳云鹏竟然为平衡直奉势力，拟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若非张汉卿在湖北的行动已在实质上已打乱历史的流转，张作霖最看不起的小师长一下子就会提到和张某人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张作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虽然他兼着蒙疆经略使的头衔，但主要头衔部分还是东三省巡阅使）。

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之间，矛盾也是非常尖锐，几不能共事。徐世昌和旧交通系分子关系密切，渊源很深。旧交通系亟想把靳云鹏赶下台，他们想利用掌握中国财政金融的特殊有利地位，掀起一次倒阁风波，正史上新上台的总理便是亲日派的旧交通系骨干梁士怡。

到了冬季，北京政府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闹穷的风潮业已波及到了中央政府雇员，并进一步扩大。11月14日教育部部员举行“同盟罢工”，其它各部部员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务几乎不能进行。更有甚者，参谋部自动请求解散。许多部的长官也要求辞职。陆军总长蔡成勋、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董康等，面对部员索薪，无计可施，只得要求辞职。各省军阀一面截留税款，招兵买马；一面却用十万火急、百万火急的电报向北京政府催饷，暗含杀机。更为严重的是，日本人在华盛顿会议时期散布五国共管中国财政的谣言，藉以破坏中国国内银行的信用。因此，自11月16日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处的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发生了挤兑风潮。

远在武汉的张汉卿不愿意发生这样的变更，历史就是因为张作霖倒靳扶梁，最终给吴佩孚以借口，才发生了导致奉军第一次大败的直奉大战，将奉系在关内经营多年的事业毁于一旦。靳云鹏虽然左右摇摆，毕竟他在位时北方大定，于自己实力扩充方面颇多默允。直系在北方颇有根基，作平衡之举也是迫不得已。且靳内阁广为英美各国所承认，并为大部分省份军阀所赞同，具有法理上的正统优势。趁此机会，奉系以扶梁为契机，在北京人事行政上占有更多的话语权，可能比倒靳更有好处。

思谋再三，张汉卿先发密电于张作霖，电云：“父亲大人均签：窃闻我人有弃靳拥梁之举，学良绝不赞成。现国家局势，皆在父亲之手。中国孱弱，实无力尽驱列强，虽英、美、日均为一丘之壑，但日人尤为我东北之心腹大患。若梁士怡辈执政，则为曹、吴所素忌，直奉必有一战。我胜，则英、美不甘于日本独占中国，必有反弹，而日人则坐得渔利，于北方形势不稳。我败，则痛失一统天下之大好局面，从此胜负易手，将来未可料也。适学良已与美人取得互谅，以渐次取代直系地位。南方乱局渐起，父亲可利用孙中山之名望，行统一中国之大计，方可不仰人鼻息。以上种种，均赖政局之稳。

直系钱粮本依中央，彼虽兵多，然北、西、南均为我所得，发展乏力，已成困兽。皖地平瘪，鲁地不安。父亲当控制中央财权，而后以各省自治为号，则人心向奉，而直系势力为各省所不容。彼时统一军政，行废督裁兵之名，则其军后勤无着。且我欲东下皖、鲁，打通津浦线，南北奉军联成一体，则我军力量倍增，直军发展困顿，假以时日，彼消此长，可不战而平北方。”

另以明电一份，通电支持靳云鹏，并发出“统一全国”的口号，电文是：“陕甘巡阅使张汉卿致电徐总统世昌、靳总理云鹏、孙中山先生并各省军政领袖：自袁总统反复以来，民国四分五裂，法统不存，政分南北。国之大厦将倾，民之人欲无存。当此之时，列强环绕，亡我之心不死，黎民生活困顿，经济危如累卵。南北分裂以来，国家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专制垄断之毒，奋起而争自由。以奉人自治始，发展到现在成为东北自治政府联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其是非功过，已有公论。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宣言书中即已指出：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蒙古、西藏，意亦如此，行动既一，决无歧趋，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各省自治如此者什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

为今之计，当重开南北议和之会，废督裁兵，还政于民，广修水利，扶助农工，普及义务教育，整顿财政，军队统一于国家。众志成诚，共御外辱，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海关自主，行三民主义，建设统一、强大之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