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洋洋洒洒，欲以联省自治组成统一之中国，即为联邦制之滥扬。这是为了迎合诸路军阀：民国时期，势力弱的军阀为保存实力，即号称“保境安民”，势力大的军阀如皖系，即叫嚣着“武力统一”。而今奉系一派独大，各省均惴惴不安。若以各省自治为名，则均可保留实力，成一省之霸主。所以四川、两广、云贵、湖南、江苏、浙江、安徽、新疆、福建、山西均纷纷通电赞成。处在直系压力下的山东、河南亦极力支持。在第一次粤桂战争后的广东督军新秀陈炯明先行通电表明态度，赞赏联省自治，让由上海南下广州，力主 “北伐”的孙中山无可奈何。

非常不爽的是吴佩孚：联省自治，财政归于省，则省防军省管，中央财政仅支持所编制军队。以河南、河北两省地方财政无力且想来也不愿供应直系6个师4个混成旅的庞大编制，则直系陷入两难境地。将军队交于中央，则直系失去了角逐政坛的资本。皮之不存，毛将附焉？反对各省自治，则为越来越强烈的民意呼声所不容，于法理上也站不住脚。

只有奉系从中得利：张作霖以东三省强大的工农矿业资源完成了财政的第一桶金，10省加入联省自治后其实已将军、政、财权牢牢握在手中，形成游离于中央政府之外的事实上的独立王国。经过3年的建设，东北的奉天、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规模已不下于上海，史实上也因此奉系才有在第二次直奉大战后称霸苏、沪的能力。因此在北京政府财政捉襟见肘时，奉系治下经济活动正进行的如火如荼。

至1921年底，奉系总财政收达到创纪录的5。7亿，是同期中央财政（除奉系外总收入）的6倍。如此雄浑的经济实力让张作霖惊喜交加。他知道，以这样的能力，入主北京统一中国已为时不远了。也趁此机会，奉系通过向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后来又有中国农民银行）注入大量现银，取得绝对控制权，并平静地化解了这一次的财政危机，从而也将旧交通系排挤一边。

由汉阳、武昌和汉口构成的武汉三镇在九江上面、重庆下游，离上海约六百英里。这个港口城市是长江沿岸最重要的工业中心，也是长江中、下游的划分线。英国、日本和法国在这里都有租界，城里还有为数众多的西方商业机构和教会机构。如果说奉系以工业实力在民国初中国大放异彩、上海以“万国租界”及先天的港口优势促成贸易繁荣的话，武汉则以九省通衢，为京汉、粤汉铁路和长江黄金水道的腹心地带的交通优势独领风骚。

鄂省自治后，以夏寿康为首的湖北新任省政府本想有所作为，息兵养民，逐渐恢复本省经济。然而汉口中央银行和交通银行挤兑事件将这一计划打乱了。湖北本为中部重要大省份，一旦不稳，中原腹地不宁。张汉卿接连发表宣言，以恢复银行信心。俟奉系注资中央并稳定金融局面后，汉口挤兑事件瞬间就风平浪静了。这一事件也使鄂省财政大员了解了奉系的实力，对这位少帅敬畏有加，张汉卿也在无形中增加了在鄂的影响力。

其实张汉卿打心底不赞成联省自治。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王朝历史，《三国演义》第一页就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来杰出的政治家，无不在国家分裂的局面下以武力打开局面，实行大一统，从而名垂史册。不是说中国人一定不能实行联邦制，只是千年以来惯性使然，联邦制的优势也是极为明显的。但是在中国却非常行不得，一是缺少民意基础，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又是分裂的前兆。另一个是帝国主义势力的渗透，很容易扶持地方势力，成为新一代军阀及外国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之所以清晰喊出这个口号，仅是为了在现阶段打倒直系时减轻来自其它地方的阻力。

经历了倒阁风波的靳云鹏也彻底倒向了张作霖。他顶着总统徐世昌的压力，将奉系要员刘尚清、潘复、孙烈臣召进了内阁，分别任农工、财经及极重要的陆军总长，使主要阁员均为奉系人马。这还不算，以人民党为首的政治势力也借此机会控制着议会近1/3的席位。因为他们常在香山开会，人称“香山会议派”，作为人民党党魁的张汉卿也成为民国初年中国政坛的一大新秀。

经过人民党的努力推动及宣扬，“国家统一”已成为民国北方一个非常响亮的口号。强有力的组织、宣传及动员能力使人民党在国人的意识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而杰出的军事、政治、经济能力，是“国家统一委员会”带给国人鲜活的希望的保证。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奉系统一中国已是板上钉钉，只是时间问题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