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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了。北京政府把希望寄托在向外国银行的借款上。但是，因为英美要更换不利于直系的靳内阁，坚决不同意借款，于是向四国银行团的借款付之东流，北京政府的希望破灭了。

靳内阁在财政上遇到如此严重的危机，国内银行团不仅坐视不救，且落井下石。国内银行团掌握在旧交通系的手中，他们巴不得靳内阁因此倒台。这给旧交通系倒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他们知道，倒阁必须取得大军阀的支持，因此旧交通系的中坚分子叶恭绰秘密潜到沈阳。他向张作霖献策，如果想要控制北京政府，首先要控制中央财政，而第一步就是要收买交通银行的股票。张作霖认为，此计甚妙。他们私下商定，奉系用投资的方式控制交通银行。张作霖财大气粗，提用东三省公款4000万借予交通银行，按月利息一分二厘，定期半年收回，从而控制了中央银行。

8月12日，张汉卿在武昌密电张作霖：以停饷为要挟要求北京政府，勒令直系萧耀南驻鄂军北撤。并以倒阁相威胁，逼迫靳云鹏总理将其弟靳云鹗之兵调入驱湘战斗中，一举解除了靳部夹在省城与前线的横亘。为分化直系，另电冯玉祥为鄂豫皖镇守使。

直系终于没能形成与正史上同等的实力，在重要的财权上没有影响力是导致吴佩孚最后软化的重要原因。因为张汉卿的参与，吴佩孚无法染指湖北，最终没能如正史上所愿，成为两湖巡阅使。

张汉卿解决了四川刘湘，转手对付湖南赵恒惕。在四路兵马的围攻下，湘军大败，赵恒惕至此已知事不可为，连声告饶，最后一点好处没从湖北拿到，反倒使人民军及鄂军驻扎在了岳阳，占据了湖南的北大门。

外患既除，湖北省自治日程也摆上了桌面。张汉卿仅留第1师驻在汉口、武昌、襄樊等要地，而将第4骑兵师驻在湖南岳阳，算是兑现了前所通电的人民军在鄂留一个师的誓言。

不过张汉卿可不会白来为他人作嫁衣裳。他电“请”中央政府，将王金山第3混成旅、赵荣华第18混成旅编为湖北第一师，以赵荣新兼任师长，驻兵宜昌，并接收荆州，算是人民军的一个旁支，后继由人民军派人加以改编。以驻沙市第8师王汝勤纵兵抢劫、管教无方为由，免去其第8师师长职务，调任有名无实的长江巡阅使，所遗第8师师长由孙传芳接任，并委孙传芳兼任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在正史上也是未来的一大枭雄，虽然不甘久居人下，却也是见风使舵、善于观望形势之辈。眼见得奉系势力已达半边江山，又拥有中央政府权力，为各方所难望其项背，因此对张汉卿极力邀功表现，在对付王汝勤之事上十分卖力。王汝勤兵力不多，在赵、吴及人民军第3师一旅优势兵力的威逼下，不得已放弃了指挥权。

张汉卿对孙传芳的大名可谓如雷贯耳，通过将其从18师调往第8师，并以中央电令的形式将长江上游总司令部驻所安置在九江，使孙的传统势力遭到弱化，杜绝了其在湖北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压制了江西陈调元部对直系可能的支持，可谓一石二鸟。

将王占元所部第2师 (2旅4团)撤消番号，并入特战旅中，定为人民军第7师，以戢翼翘兼师长。将第18师（2旅4团）编入人民军骑兵第4师----随着汽车陆续装备奉军，张汉卿早已计划逐渐降低骑兵在军队中的比重。第4骑兵师则将一部分骑兵团装备到陕西第5、第6师及湖北第一师中，这些久随张汉卿征战的人民军老兵对新编的陕西、湖北驻军来说，既是约束也是直接的影响。

于是张汉卿坐拥陕甘鄂三省，手下有人民军7个师20多万的兵力，还间接控制着湖北2个师及直鄂军2个旅，实力上已不逊于直系，略少于奉系。“北奉”与“南奉”（人民军）合起来占据了中国当时军队的近一半。

此时东北奉军已完成9个师属炮兵团的编制，另成建制3个独立炮兵团，奉军各师成为民国各方势力中唯一在师级火力配置上不逊于日本正规师团的有生力量。在1921年底，奉军已组成2个水上飞机中队（各12架），1个陆上飞机中队，1个侦察机中队（4架）的蓬勃发展中的空中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