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们看到一个相当奇怪的现象，那就是20年代早期的中国，各地的自治运动风起云涌，而经过几年的折腾，到头来却是中国获得了新的统一，各省依然处于统一中国的范围之内，并没有任何一个省真正从中国分离出去。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因为中国人自古就有一个区域“忠诚分层”的问题，湖南人忠于湖南，但不会忘情中国，真正愿意一省独立永久脱离中国的毕竟是少数。中国自古以来的自治，都是相对于大中国而言，是统一条件下的治理方式调整，因而自治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是《三国演义》的开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按照上世纪20年代的政治逻辑，各省自治必然渐渐进入数省联治。像奉系的崛起就是一个自然的例子，张汉卿的作用其实只是把握了这个走向，让“联省自治”的动作更快更稳健而已。

直到以张汉卿为首的人民党提出了“中国重建统一，重回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三民主义成了国家指导思想，地方自治、地方主义也就重新纳入张汉卿的思想框架中。在这个框架中，中国仍要实行地方自治，只是中央层面之外，直接进入县域，不再让各省成为一个自治体。这显然是避免各省坐大，地方自治演变成地方割据。对张汉卿来说，在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绝不允许一个表面的统一，所有地方原先的军事实力派，绝对不允许其握着地方大权。只是他们不再公然宣称要实行联邦制，而是在民族主义的框架下小心翼翼地发展着地方的势力。

从当时中国最直接、最现实的困境来说，联邦制、联省自治、一国多制的政治体制，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各种政治野心家的专擅行为。从消极意义来说，这也是当时实际上陷入分裂状态的中国重新走上统一之路的一种“比较和平的方法”。这种复合国体形式，或许合乎中国国情，中国的实际情况也许确实如许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实际上陷入了一个理论误区。因此，反对者也几乎如出一辙从中国国情来立论。

中国国情一个最大的特殊性在于，理论上不会有谁坚定反对自治、联治，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想着的是“自己治”，而不是“别人治”。那些没有能力扩大地盘的小军阀，则更乐意于抱定“自治”的招牌不放。也就是说，“自治”实际上很可能被操作为“官治”、“军治”，而非“民治”。更何况，当时中国的民众并没有相应的自治能力，还需要长期的培训。这就不可避免发生一个问题，一旦利益冲突，拥有权势的人或集团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更遑论帮助民众来参与政治，约束自己。

奉系即是代表，张汉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当奉系还很虚弱时，也曾反对过“武力统一”，但那是因为他羽翼未丰，一旦他以为自己的力量差不多时，也和其他军阀一样，要建立所谓“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这次破开荒召开的所谓“国是会议”，发起国民大会，恢复旧法统，取消南北政府，实现全国统一，其实就是这个目的。

一点儿也不奇怪，新成立的内阁中，奉系取得了除交通、教育、司法委员会主席之外的全部6个席位，切得很大的一块蛋糕。

此届内阁阁员名单如下：行政委员会主席王永江、财经委员会主席潘复、农业委员会主席莫德惠、工业委员会主席刘尚清、教育委员会主席马寅初（无党派）、交通委员会主席孙中山（国民党）、国防委员会主席张作霖（兼）、计划委员会主席张汉卿、司法委员会主席林翔（无党派，林则徐后人）。

国防委员会一共17名委员，名单如下：主席张作霖、副主席孙烈臣、吴俊升、张汉卿（兼人民军总参谋长）、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与孙中山，基本上拥有军权的实力派系才得已进入。委员中来自奉系（人民军）的有：

张作相（改组后的沈阳军区司令）、韩麟春（兰州军区司令）、戢翼翘（武汉军区司令）、于学忠（广州军区司令）、蒋柏里（筹建中的南京军区司令）、汲金纯（济南军区司令）、姜登选（中央卫戍军区司令，兼总政治部主任）、杨宇霆（总装备部长、兼沈阳兵工厂督办）、郭松龄（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因为这些地盘均为人民军占有，所以各派系人民党在这些地盘上的“分封”几乎没有争议。

来自其它派别的有4位：

阎锡山（山西革命军总司令，辖5个师2个混成旅，共11万人），驻所山西；

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共3个师1个混成旅，6万多人）驻所河北廊坊；

孙岳（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共2个师，3万多人），驻所北京通州；

孙中山（时任中国最大的参政党----国民党的总理。只有此公无兵无权，但当之无愧地成为其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