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张献忠的死亡并没有给曾经富庶繁荣的四川带来任何和平的曙光，四川大地接着又延续了二十五年惨烈的战争，苦难和死亡像甩不掉的阴影死死的缠绕着四川的百姓。

这里有一张时间表：

1644至1646年（约三年），大西军与曾英，杨展，王祥等率领的明军在四川展开激烈攻防战，大量平民被屠杀，最后清兵进入川北，张献忠遇袭身亡。

1647至1650年8月（约四年），南明诸将在四川拥兵自雄，争权夺地，在凶残的“窝里斗”中，名将杨展被害身亡。1650年9月至1659年（约九年），大西军余部与南明军，大清军拼力争夺川南，川东，最后以失败告终。

1660至1664年8月（约五年），清军镇压农民军余部和搜捕南明残余力量，取得辉煌战果。

1664年9月至1673年10月（约九年），四川境内大规模军事活动基本停止，局势相对安定。

1673年11月至1680年（约七年），吴三桂发动叛乱，占领四川，直到康熙十九年（1680）正月，叛乱才基本平定，开始走向太平。

从张献忠入川称帝的崇祯十七年（1644）算起，直到37年后的康熙十九（1680）年，四川由乱而治，这才迎来和平的曙光。在这三十七年里，除了有九年时间相对平静外，其他二十八年都处于激烈残酷的战争状态。

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惨烈战争中，张献忠与南明军打了三年，南明军之间自相残杀四年，清军消灭农民军余部，南明残余和镇压川民的反抗，打了十四年，最后为平定吴三桂叛乱，又用了大约七年时间。

战争，就意味着杀戮和死亡，除少量川民逃亡外省，绝大多数都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他们不是被无辜屠戮，就是被拉兵抓夫，在战场上成了炮灰。“死于锋镝者，皆百姓也”，战场上敌我双方阵亡的士兵，其实都是强征入伍的百姓。

二十八年啊，整整打了二十八年！在战争中，家园毁掉了，亲朋死光了，原本繁荣富庶的天府之国只剩下了一片废墟。残存的川民发出了“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的哀鸣。

在你死我活的战争扭曲下，敌我双方军人都变成了穷凶极恶的魔鬼。在战争的最后审判中，应该被谴责和制裁的凶手，首先是张献忠的大西军，另外还有凶残的摇黄军，明军，清军和吴三桂的叛军。

活跃在四川东北边界的“摇黄贼”又称“摇黄十三家”，成分极其复杂，有饥民，有无赖，有地主家奴，也有土豪恶霸。争天王袁韬就是因奸婶事发，才跑出来参加“摇黄军”的。他们没有目标，没有志向，唯一喜欢做的就是抢劫杀人。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军，而是一伙穷凶极恶的土寇，土匪。

据欧阳直《蜀乱》记载，“摇黄”所过，“城野俱焚掠，炮烙吊烤后，尽杀绅士及军民老弱男妇，掳其少妇幼子女入营”，“积尸遍地，臭闻千里”。

欧阳直发现：张献忠的大西军军纪严明，他们杀人，是在执行长官的命令，而摇黄军杀人，纯粹是作为玩乐。他亲眼看到“摇黄军”士兵将幼儿抛向空中，下面用长枪承接，把幼儿穿在枪头上，幼儿手脚抓刨仿佛要飞翔的样子，众军人看得哄然大笑。

欧阳直还见过摇黄军将人绑在树干上，然后在其腋下戳出个窟窿，拽出肠子，在其身上缠来绕去，以为笑乐。有的“摇黄军”士兵提着婴孩的手脚，拿小孩的脑袋撞钟，铜钟嗡嗡作响，小孩脑浆迸裂，军士们却拍手称快。

土寇如此，官军也强不到哪里去。崇祯十七年，“四川各隘兵乱，遍行劫抢”，“凡所过所驻，皆抢劫而食。东南大扰，庐舍一空”。明军在长江两岸“打粮”一个月，“地方残破，民尽饿死，田上尽荆莽矣！”《武胜县新志》卷七说，定远县民“死于明兵者亦半”。

顺治四年（1647）十一月，“清将梁一训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尽杀之。成都人殆尽。”又“将地方不分昼夜搜寻要粮，将人吊烤，有粮即放，无粮烧死”。被清军淫污而死的妇人，“尸在草野，经月不收”，“乱兵杀掠淫掳，真不忍见，不忍闻，亦不忍言”。

吴三桂的叛军也不示弱，“伪将军何德驻雅州，征调烦苛，愁怨之气，酿成瘟疫，上川南之人，死亡甚众”。整个四川，“农苦于徭役，商苦于暴税，兵苦于战阵”，陷入了“民不堪命”的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