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数据说明，在明初，官府登记在册土地有八亿五千万之多，到万历六年，仅仅只有五亿一千万亩，整整蒸发掉三亿多亩良田。这只能说明全国将近40％的土地，已经落入皇亲贵戚、豪门富户和贪赃自肥的官吏手中。而且家有良田千亩者，无须纳粮当差，家徒四壁者却次次不落空，一些小户力薄难撑，只得举家逃亡。

这大批的举家逃亡的流民，冲击着帝国其他地区本来就已经非常脆弱的经济和秩序，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成为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实已经无需假设，很多受到流民冲击地区的地区已经出现混乱局面，只是因为地方官府刻意隐瞒，朝廷之上才没有出现这方面的奏折。

其实，其他大臣也并非一无所知，只是因为顾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官场规则，几乎全都选择三缄其口，剩下的一两个敢于发出“不河蟹音”者，也多半以“居心叵测”、“用心险恶”等等罪名所威吓。

可是，皇帝陛下虽然同样端坐朝堂，却能见微知著，这就不能不令徐光启佩服了。

似乎还并不止于此，“以工代赈”尤其是一步妙招。此一措施的提出，困扰徐光启的所有难题几乎全数化解。

徐光启编纂过《农政全书》，对农事的了解和应对措施不可谓不了然于胸。但是如何将流民问题一并解决，此前一直无法想出一个完全之策。

现在好了，以工代赈，收拢流民，垦荒植田，朝廷出一份资金，就几乎可以解决面临的所有难题，实在是目前情况下事半功倍的不二法门。

至于开垦出的天地种植何种作物，皇帝陛下与徐光启也是不谋而合。

红薯，这种耐旱的作物实在是老天爷赐给大明王朝的宝贝。

当万历年间商人陈益冒险从安南引进红薯之后不久，就引起了农学家徐光启的注意。此后他一直给予关注，多方了解。后来辗转引进了少量的种子，一度在自家后院种植，因此对这种高产作物的习性有了一定的了解。

红薯是高产稳产的作物，而且具有适应性广，抗逆性强，耐旱耐瘠，病虫害较少等特点，在水肥条件较好的地方种植，春天种植的话，一般亩产可达四五千斤。在北方地区，即便亩产减半，收获也是相当可观，足以令人振奋。

别的可以忽略，单这每亩一两千斤的产量，给予多大重视都不为过。尤其是在大明王朝的灾荒年景，推广红薯的种植更是刻不容缓。

徐光启早就有意大力推广红薯的种植，但是因为只靠他一人的力量显然不能见功。现在有了皇帝陛下的财力人力物力的全力支持，在北方大力推广红薯的种植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