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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被迫松口带来的是中国于经济上的丰收，张作霖“东北自治政府”成立初期在关税政策上实行的重大措施便是关税自主，在国家基本统一后同样如此。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于受不平等条约的约束，丧失了关税自主权，中国海关成为帝国主义侵华工具，因此，收回关税自主权成为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重要使命。1921年11月23日，顾维钧在太平洋及远东问题总委员会上提出关税自主案。这是北京政府第一次事实提案。此案提出中国有自行规定及区分本国税率的完全自由。议案一经提出，即遭到英、美、法、日等国反对，尤以日、英两国为最。1922年1月3日美国代表恩德伍提出数种办法，最后通过方案：有关各国立即派员在上海召开修正税则会议，切实执行值百抽五，满4年后得一修正，此后每7年修正一次。顾维钧提出保留案声明：“将来遇适当机会，再求考虑自主权问题。”后大会据此决议制定《中国关税条约》，并于1922年2月6日正式签字。

正史上1925年“五卅运动”后，北京政府秉着“哀兵必胜”的心态和英美等十二国在北京召开关税特别会议，宣告关税自主，并公布国定《进口税暂行条例》。到 6月时，国民政府发表“改订新约”的对外宣言，关税自主为其两项主要内容之一。同年7月，国民政府与美国首先签订了《中美关税条约》。随后，又先后同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国民政府把关税会议时各国承认的七级税则公布为国定税则，并声明自1927年2月1日起实行。到正史上的1930年，日本也终于同意了《中日关税协议》。国民政府经过这些“改订新约”的措施，在关税自主权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只是帝国主义所作的某些让步，海关行政管理权仍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中国政府仍不能完全自主地制定税率。尽管这样，国民政府的关税自主措施，增加了国家关税的收入，并有利于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然，完全意义上的中国真正获得关税自主权，要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张汉卿不会容忍中国忍受这么长时间的经济压迫。政治上的欺凌因为力有不逮、不得已韬光养晦倒也罢了，经济上可不能再这么忍，因为这是决定政治上要忍多久的重要标杆。

以张汉卿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党和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都在党章里明确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要求关税自主的主张。但是帝国主义者是不会轻易放弃这到嘴的肥肉的，在国家实力还不济的当前，贸然地提出要求虽然能够博得民众的拳拳爱国之心，但对于国家的战略发展而言，却弊大于利：升级的冲突，有机会导致中国对英日的全面开战，这风险，虽然张汉卿了解国际大局的趋势，却不能预料英日的反应极限，因为这件事本身在历史上没有出现得这么早。

关税收入是政府财政的主体，也是张作霖政府赖以发展的基石。在中英政府正在为处理“五卅惨案”和租界回收问题斗智斗勇之际，1925年10月—1926年7月，在张汉卿要求下，关税特别会议在北京召开。

本来在关税特别会议召开之前，英日两国对中国关税问题已经形成比较明确的政策，相比较，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对中国做出了一定让步。这是因为，被美国一手主导下解散了英日联盟后，使英国在亚洲特别在中国缺少有力的盟友。本来英国以为凭着和日本旧有的关系，联合应对由于“五卅运动”造成的来自中国的压力。但是日本“反应敏捷”，在中国人民群情激昂的当口非常低调地从对华主动进攻转变为积极影响，从而躲在英国背后，使得事件从一开始英国便独自陷于浪尖风口。为了缓和对华关系，在中国提出的关税问题上不得已做了些让步。

关税特别会议召开期间，英日不仅对中国的提议百般阻挠，而且它们之间矛盾重重，并因此展开激烈争斗。如果不出意外，这将是一场漫长的角力过程，导致会议没有达成决议，无果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