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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的二十天里，张汉卿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2次对外平等的条约。双方约定：“互相不以对方为敌意国，不利用自身领土给敌对方提供方便，在国际活动中互通有无，不与第三国签订任何有损于双边关系、主权或领土完整的盟约，尊重双方的国家制度、行政、外交独立，双方军队均从漫长的边界线后撤50公里，未经知会不在边界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中国继续以粮食、棉花等农产品为交换，换取苏联在机车、冶金、轻重工业、炼油、军工、炼钢、飞机、船舶制造等行业的机器和专家援助。”在此条约签署后，中苏互派大使。

中苏和平条约的诞生，国际上第一次把年轻的不像话的张汉卿作为国家的重要人物而加以重视起来，国内也对这位少帅的大手笔所震惊。《津门日报》评价：“这不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但他的成就，比得上迄今为止发生在民国以来的任何一次军事胜利。毕竟，长期处于列强虎口之下的灾难的中国，也终于有一个相对意义上的朋友，至少目前是无害的。”

在国际主义的大旗下，苏联也希望中国是一个最终将日本、欧美势力逐出远东的强大的国家。还在人民军占据陕西之际，莫斯科就认为这支力量能够团结中国大众，统一国家，因此一度向张汉卿所在的人民党控制下的政府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大量军事援助，其中包括大约30架r-1侦察飞机，而且还在苏联境内培训人民党飞行员。在自身由于1921年的大饥荒尚未恢复元气的情况下，以粮易物是两利的事情，所以苏联政府很爽快地答应了张汉卿提出的各项援助要求。

协议签订日期是15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考虑到苏德在将来发生的大战。在中国强大后，最有可能收复领土的应该也就是这个时候----根据历史走势，那时苏联自顾不暇，中国恢复对远东的控制成为可能。只要中国没有被削弱，丢失远东的苏联不大有能力再与另一大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二战后的国际形势对它不利。再以后一旦核武器时代来临，再收复领土便困难重重、几乎成为不可能了。可以想象21世纪的中国对俄罗斯提出领土要求后的反应？

当然张汉卿以人民党和人民军高层的身份访苏是另有一番考虑。作为一个穿越的现代人，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西方尤其是西欧的人民，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恐惧是多么强烈。在经历从1918到1922年长达4年的武装干涉后，西方普遍对苏联进行了武器禁运和经济封锁，当然更害怕一个同样性质的制度蔓延到人数众多的中国。一个有着近西方资本广义制度的三权分立的中国更符合他们的期望。

作为事实上一党专政的人民党政府来说，其国家的行政控制方式与苏共有着惊人的类似：工业高度国家化与国家分配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拷贝----其实在张汉卿主导下的行政管理方式始终无法脱离后世二十余年长期的政治生活所给予他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而苏联则重视利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主要在华既得利益的协约国的矛盾，争取从外交上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加强中苏多方面合作，以阻止中国被拉入西方反苏阵营。北方政策（即对苏政策）在张汉卿的外交总战略虽然处于次要地位，但出于复兴中国的种种现实需要，他始终无法忽视并逐步加强了和苏联的合作关系。张汉卿不盲目追随当时国内全然倒向北方或倒向西方的不理智认识，他认为：“亲西反俄或亲俄反西方都会有危险。”“单方面联盟可能会卷入一场战争。”“放弃与莫斯科的联系是愚蠢的。”“始终存在的西方国家对危险的中苏政治上一致的想象，对中国来讲是一笔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资产。”他认为，中国必须利用西方战胜国与东方苏联的矛盾，利用对苏关系这张王牌来刺激和对付西方，加强对英、美、法等协约国和日本的抗衡力量。况且中国在经济、军事上都需要苏联。

这次的中苏签定的和平条约就让东方西方都感受到这种“平衡”的制约，其后他更把条约的这种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要在北方和西方间圆滑地周旋，充分利用协约国和苏联的矛盾尽可能地获取更多的利益，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多作用。中国既与北方结盟，又与西方结盟——双方都需要它。张汉卿的“在双方之间保持平衡”政策的实施不仅使两国保持了良好正常的外交关系，客观上也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的独立性，并从而使在华的帝国主义对华政策未能像正史上那样严苛，中国进入了一个各方都“小心翼翼呵护”的时期，得到了难得的发展时间，进而维护了亚洲的和平和稳定。有签于此，在《中华民国史----少帅执政前十年之战略研究》在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战略家和外交家时，张汉卿当之无愧地排在首位。

在苏联首先与人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建立外资关系后，美国、英国、法国及日本等主要大国先后发表宣言，承认中国主权独立地位。虽然都只是一纸声明，但对于多灾多难的中国来说，其意义不啻于初生婴儿的一声啼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