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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迹象表明，民国十二年进行的总统大选非常不正常。本来平常时门可罗雀的议员们，忽然觉得自己时来运转，得到各方的关注了。

自民初以来，民主在中国数遭摧残，国会历经丧乱，议员大多穷困潦倒，且出于对时局的失望，早已时荒志废，自暴自弃，与民国初年早已大为不同。本来民国时期军阀割据，谁掌握了兵权谁就稳坐了山头，这些议员们只是作为和平与民主的摆设，聊胜于无。但是议员又是选举总统的机器，各方要想合法地得到选票，这一关却必不可少。

但是在目前北京政局牵扰了国内众多人士及外国观察家们的视线，中国未来向何处去，英法美日等各国均纷纷猜测与幕后运动，期望自己的代理人合法上台，以便继续获得在中国的利益。

外界纷纷看好孙中山。毕竟这位中国民主运动的领袖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一身正气，大公无私，身后有强大的国民党作支撑（虽然国民党目前军事实力不足以占有支配性地位，但是作为先进的党派，在组织民众及宣传上拥有极强的优势），又有奉系全力支持，呼声最高。

直系推举精神领袖曹锟为总统候选人，并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曹锟有自知之明，论军政才华，比自己适合做总统者不下一打，若真是公平竞选，是无论如何不能胜出的，徒为他人作嫁衣裳。他的亲信、直隶省长王承斌建议说不妨用贿选一招。

对贿选，起初曹锟还忸忸捏捏欲盖还遮，他的部下王坦安慰说：“花钱买总统当，比之要了钱得贪污之名的人强多了，也比拿枪命令选举的人强多了。”

于是曹锟派出自己的亲朋好友，向各方议员开出了每张选票至少5000元的“高价”（民国时期5000元可不是小数目，抵得上当时一个普通国会议员近十年的薪水）。议员们本在清水衙门里消磨时光，本就清寒。曹锟使的手段，却正是棉花蘸糖，温柔甜腻，恰好击中了他们的软肋。人常说“好汉吃软不吃硬”，所以从外地返京参会的议员络绎不绝，议员们只想占这个现成便宜，大多数抱定了一拿钱便走人的心理，而不愿承担任何责任。

在大选问题短兵相接时，有许多议员丑态毕露。自从所谓议员任期延长后，加上大选又逼于眉睫，因此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而他们唯一所注意和关心的问题就集中于选票的票价。和票价有连带关系的是付款的办法，因为卖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钱，买票的则怕付了钱议员们不投曹锟的票；而票价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异，同样是一个议员，同样是一张票，可是喊价不同，卖价不同，成交也不同。至于付款是现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还是远期，出票人是谁，银行是哪一家，都是争论的问题。

对于出席会议却不愿贿选的议员，就派其家人朋友加以劝诱，结果议员由其妻妾或友人陪送来参会的有数十人之多。对不愿为区区数千元卖身的议员，则另有办法。甘石桥俱乐部乃以实授官职来代替金钱贿赂的，议员甚至有已受官职又反悔，于是回来受贿的。惟有蒙古议员多是王公贵族，蔑视金钱而重视官职，态度最为坚决。但是蒙古一省票数有限，作用不大。

国会自然需要拉拢，众议院议长、国民党员吴景濂是其中的关键人物。曹锟许诺，只要当选，即委任吴景濂在曹锟政府中任国务总理。退一步说，万一因事故做不到国务总理，曹锟也会给予相当的酬报。拥曹派认为所给条件过于优厚，但是曹锟对总统志在必得，因为在大选工作上，以吴景濂在国会中的地位和影响，非依赖吴不可，为大局计，他并不计较开出的支票有多厚重。

10月1日，第一次选举会召开，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因此为曹锟选举服务的津派、保派和国会中的大选派都慌了手脚，忙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当晚在小麻线胡同一所讲究的住宅中，大选派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促成大选问题，当时商订了几个办法：

（一）遣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

（二）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该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负责拉拢各该省代表出席；

（三）决定出席才发给出席费；

（四）津保两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团，应采取刚柔相济的手腕；

（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答应政治上的优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