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除非政府请求，驻鄂军绝不干涉当地警、政事务；

6．驻鄂军会与南北双方及各方军阀协商，保证湖北为中立地方，不受各方喧扰。

为最大限度吸引鄂军，张汉卿派代表以直、奉不和为由，引诱湖南赵恒惕出兵北上，并许诺西北人民军及奉军当作为吴佩孚加入战团的有力牵制。

此外，张汉卿还借许兰洲回京“述职”的机会，派他与驻奉天的张作霖，天津的孙烈臣、郭松龄详细沟通了华中的局势，并要求华北军作好一旦吴佩孚出兵即作沿京汉路、津浦路出兵掩其后路的决心。在预见到西北人民军拿下湖北对奉军实力上巨增的前景时，奉军政各要员几乎抓狂。张作霖连调了东北护路军的两个师即刻出关，作出了高压姿态，以尽可能在南方开战时使吴佩孚系人马不敢轻动。

即使如此，陕、鄂边境相距武汉路途遥远，还有武当山区和荒无人烟的神农架横亘，尚不算上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泊，大的就有汉水、堵河、唐白河、天门河等，一路经十堰、襄樊、荆门、孝感均是地广人稀，路程不下千里。而直系则可通过京汉铁路，只须经陈家河、孝感、横店廖廖数站便可直达汉口，然后以逸待劳，对孤军深入的西北入鄂军形成威胁。张汉卿一贯信奉“战略上蔑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还没自大到敢以区区两个师抵挡南北直系军队的夹攻。

京汉线上，距离湖北最近的就是驻兵信阳的冯玉祥。他与王占元互有龌龊，又对吴佩孚深怀不满。如果能劝说他在这次攻鄂之战中不偏不倚，或是故意迟滞可能的援鄂行动，对于安定鄂省的形势是非常有利的。冯玉祥对吴佩孚来说是异军突起，一向防范甚严。吴佩孚在鄂人驱王占元之初，便流露出有以亲信25师师长萧耀南取而代之的意思。在驱王战争中，冯玉祥肯定不会为他人作嫁衣裳、为了这个主子而损兵折将。可是中原之地，无人可与吴佩孚争锋，难保他在吴重压之下，能够坚持保守想法。

冯、王不和说来话长。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命令皖系湖南督军张敬尧，率其所部第七师放弃湖南，北上参战；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命令受直系控制的常德镇守使冯玉祥，率其所部第十六混成旅北上参战。冯玉祥迟迟其行地不打算离开湘西。可是，张敬尧部已自湖南退至鄂境，皖系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部也从宜昌向武昌方面东撤，张敬尧、吴光新结合起来似有乘机夺取湖北地盘的企图。属于直系的湖北督军王占元，在武汉的部队只有一个第2师，战斗力薄弱，深怕抵挡不住而丢掉地盘，于是急电冯玉祥，请求速率所部星夜来援；同时曹锟、吴佩孚亦一再催促冯部速开武汉。于是冯部不得不离开常德北上。冯部到达汉口后，在北京附近的直皖战争已告结束，冯部无须继续北上，王占元就指定第十六混成旅驻扎长江边上的谌家矶。

谌家矶有一座造纸厂，院子很大，而空房很少，官兵只好在院里搭起帐篷来住。汉口是我国有名的热城之一，赤日炎炎的七、八月间呆在帐篷里，犹如呆在蒸笼里一样。冯玉祥曾经三番五次地请求王占元调换驻地，而王占元总是置之不理。北京政府无钱发给冯部粮饷，曾经指令王占元就近协饷接济，而王占元连一文现款也不肯给，只给一些囤在仓库底层多年、连猪狗都不愿意吃的霉烂大米。张敬尧的部队由湖南乘船北撤，当兵船停泊谌家矶江岸时，冯部乘夜袭击，张部未敢还手，乖乖地缴械投降。冯部缴获七五野炮27门，重机枪一个整营，辎重兵一个整营，以及整营整团的步枪和无数的枪弹炮弹。

王占元看见冯部缴获这么多武器装备，心痒眼热，蛮横无理地说是这些战利品应该归他所有。冯玉祥一方面为了息事宁人，另一方面胳膊拧不过大腿，终于把这些虏获品都交给了王占元。冯为此不免憋了一肚子窝囊气。因有上述种种原因，冯玉祥对于王占元恨之入骨。而王占元还一再下逐客令，要求冯部离开鄂境，王冯之间已成水火不能相容之势，于是直系首领曹锟才把冯部由谌家矶调驻河南。

在与胡景翼、韩麟春反复论证后，张汉卿得出了近乎天才的计划：以在国民党中享有盛誉的于右任暗地出面，亲自劝说冯玉祥坐视鄂省战争。许诺鄂省平定后，将以冯玉祥为鄂豫皖边防护军使，使其自立一方。在战争前抢占鄂西北的丹江口和老河口，作出威胁南阳的姿态，暗地里征集船只，以作为炮兵及辎重的运输之用。先期派出一部轻装入鄂，在李书城带领下，组织汉水沿岸城镇军需粮草的准备。

战争未开始，直系内部即已四分五裂，使得人民军内部对这场战争抱有非常大的胜算，信心倍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