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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晖春事件”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时，张汉卿已由张垣抵达归绥，再沿黄河边由陕北榆林向陕南行进。在河曲对岸，与闻讯赶来的山西督军阎锡山就陕西局势作了坦率的交谈。

阎锡山十分关心西北军的动向，他自民国初年坐稳了督军位置后，通过其高超的“太极”功底，在风云变幻、政坛人物走马灯式地更换的民国时期，硬是从辛亥革命开始一直在山西掌权达38年之久！他做事奉行“中的哲学”，严格执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后来他概括为“保境安民”，要求“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至1924年，他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此时经过8年来的一系列动作，已使山西牢固得像铁筒一般。山西在民国初年本就富庶，这地区又从没有遭受兵灾，是军阀混战中的世外桃园，可谓北洋政府的“模范省”。

张汉卿可不想得罪这个“土皇帝”。阎锡山是拥有11万人的大军阀，山西以东又紧接直系势力根深蒂固的直隶，处理得不好，直、晋联手，真能将他的“西北军”连根拔起。正史上直系仅凭一已之力，就在第一次直奉大战中痛快淋漓地击败奉军在关内的势力。虽然奉系的实力与史上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张汉卿此次入陕，是要解决直系对奉系的威胁。本来曹锟为直系首领，稳坐直隶。曹锟胸无大志，手下只有其弟曹锐的一个师，不足为惧。倒是吴佩孚虽然名义上头衔“直鲁豫巡阅副使”虽然要比曹锟这个正使低一级，但是凭着手下的6个师4个混成旅，隐隐约约有后来居上之势。此时吴远离北京嚣扰，专心在河南练兵，可是不能小觑之人。张汉卿有心将冯玉祥赶出陕南，这样，可借用河南督军赵倜的影响，或可控制京汉线，使吴面临两面夹攻之隐患，又可将湖北、江西之直军拦截开来，使之战略态势不容乐观，从而推迟可能的直奉大战，给奉系发展留出时间。

张汉卿承诺保证阎锡山在山西的地位，并与阎立下誓约，晋军在未来的战场上两不相帮，而西北军对晋军秋毫无犯，张汉卿更信誓旦旦肯定阎锡山的地位并保举其为晋绥巡阅使（绥远已在奉系治下，阎锡山虽然升了巡阅使，但其只能控制山西，实质上只是虚衔）。皆大欢喜后，张汉卿辗转经延安、铜川，在咸阳西北军前线指挥所与韩麟春相会。他以陕甘巡阅使兼陕西督军的名义要求冯玉祥部全部撤出省城西安，退守安康，以关注四川不稳时局，让省城交由省长刘镇华的河南镇嵩军统一管理。

张汉卿以陕甘巡阅使的名义发布命令，当然无可厚非。可是民国官场不是这样子玩的----民国时大多数的巡阅使实际上是虚职，只不过用于对那些过气将军职务的名升暗降，有的则用于安抚，例如张勋任长江巡阅使，实际一个省也管不着，王占元的两湖巡阅使也只管自己的湖北管不着湖南。真正有名有实的巡阅使只有两个：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和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巧合的是他们都是绿林出身，都系督军出身，都在升职后牢牢把握着军权。

冯玉祥好不容易得了块存身的宝地，怎么会轻易退却？但他的顶头上司、那位娃娃司令却是握着道义的指挥棒一刻不停地向他身上打，渐渐地两人爆发出火花。

直奉在其它地方竞争也是很颇烈的：在张汉卿发布电令的同日，中央政府特任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王继任，但未就。于是张作霖力保张勋，要知道张勋虽然名声不咋地，却是张汉卿姐夫的公公。曹锟及徐世昌当然要用直系的人，他们以齐燮元署江苏督军，又任命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这样一来，长江三省仍牢牢地控制在直系手中，引起大伙儿不满，特别是张作霖反弹甚大。

为平衡起见，靳云鹏作了退步，他以中央政府名义要求冯玉祥依令而行。作为冯的大后台的吴佩孚顾虑形势，选择了默认。冯玉祥无奈：于法理及力量上，他都无法与号称拥有5个师的顶头上司张汉卿及其背后站着的巨人张作霖相抗衡。12月3日，冯玉祥“奉命”撤出西安，在陕、川、鄂边境地区安康驻扎。但此事也埋下了冯、吴不和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