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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汉卿强烈要求下，7月25日，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向全国通电，要求中国政府声讨外蒙独立，并勒令外蒙自治政府取消自治，以《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文件为基础，重归中华怀抱。

受苏俄控制的外蒙“议会”并不理会，反而于通电3日后表决并以多数议员否决为由，拒绝承认《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64条》。此举激怒了东北联省自治政府，将结果公之于众，于是全国大哗，群情激愤。

7月29日，张汉卿自奉天通电誓师，向全国发出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誓言。亲自以戢翼翘特战大队（独立旅）11000余人为班底成立“安蒙军”----这部人马辖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1个炮兵团，以训练刻苦着称，应可适应塞外气候。张汉卿任“安蒙军”司令，以郭松龄为参谋长----他自知军事知识浅薄，因此向张作霖要了郭。张作霖向听得张汉卿说起郭之能，二话不说便答应，并破格将郭提升为少将----毕竟自己长子第一次亲自带兵，在人员安排上要张汉卿量才施用，难得找到几个用得顺手的人，自是格外照顾。同时命令奉军总辎重兵司令牛元峰全力配合“安蒙军”的一切需求。

此时兴安河全境及察哈尔北部大部已在奉军控制之下，“安蒙军”可以自满洲里到阿尔山数百公里的东线出兵库伦。

海拉尔是东部进入外蒙古的要地。它所坐落的海拉尔河向西与额尔古纳河交汇，并向南流入呼伦湖。河水沿呼伦湖西向，流经克尔伦苏木小镇边陲小镇，后向北急转，接入外蒙古境内称之为克鲁伦河。克鲁伦河向西曲折蜿蜒约千里，至距库伦（现乌兰巴托）约百里处折而向北，不出百里消失在沙漠中。

入蒙第一站是巴彦图门，这是蒙古东部戈壁滩上一个县级的“大站”。说是县，大约跟东北地区的一个屯子差不多大，建筑则比我们这个屯子还差很多，几乎没有路。

“县城”旁边就是一座军营，军人不多，只有区区200多人，就是这200多人，有帽子歪带着，有衣服披在肩膀上的，有光着膀子的，有腰带开着裤子松松垮垮吊毛差点露出来的，基本上表情麻木，目光呆滞，有点象《士兵突击》中许三多参军前他们哥儿仨那表情，看起来还不如旧社会中国的土匪来得精神。这似乎一只毫无战斗力的军队，是的，肯定是，因为他们的军容将此暴露无疑。

郭松龄在海拉尔补足给养后，又多携带了3000匹战马，对外的解释是便于在蒙古补给。孙烈臣又补充了一个约6000人的骑兵旅，使“安蒙军”的实力扩充到17000多人。8个月后的正史上徐树诤只用了8000人就扫平了外蒙独立势力，他的远多得多的人马要达不到这个效果，羞也羞死了。

当然如此众多的兵力和较多的骑兵入蒙另有用意，随着“黄姨行动”进入尾声，张汉卿的现在的着眼点已不在如何取胜，他的神思已飞向善后事宜。此外拿下蒙古不是问题，问题是拿下之后怎么办？如何能避免正史上蒙古收而复叛最终分离独立的宿命？他的部队还是未来蒙古新军的种子，担负着保证战后蒙古政治上归化中国的任务。中国历来有“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的说法，可是当徐树诤极力安抚归降的外蒙古后，蒙古仍在两年后独立了出去。

是蒙古民族与汉族格格不入吗？并非是。历史上鲜卑、蒙古满清均是入主中原然又融于汉，后世的满、藏、蒙、疆、壮、回等各少数民族很好地融入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凡60年团结和睦如一家，发展相得亦彰。中国儒家文化用极大的包容性告诉张汉卿：不是中华民族包容性不够。

那就是另一个结论：是某些蒙古族人不愿意包容到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来。对这些人，光靠劝说及抚慰是不够的，文治须与武事为备。对那些铁了心要把自己变成异族的棋子、将蒙古独立出去的人，不能心存仁厚，当以杀止杀，或可换来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

另一个办法是移民。

《恰克图协定》及之前的一系列条约将中国内陆向外蒙移民成为不可能。可能是地广人稀、对生活质量追求不高的缘故，外蒙古人有些懒（其实用“很懒”描述似乎更确切，但用“很懒”有民族歧视的嫌疑，故不用），当然也就很穷。所以即使有这么丰富的资源，蒙古人并没有富起来。当时蒙古人口约有200万人，到21世纪初才不过250万人----之所以经过近90年的时间人口没有较大幅度增长，是因为蒙古人出生率奇低，这一点跟内蒙古的蒙古族差别较大，笔者怀疑是外蒙古的饮食结构有问题，要不然，俄罗斯和俄罗斯化了的蒙古人，为什么都出生率低？占据了蒙古，要想守住这么大的地方，不大量移民可不行。而且后世中国人这么多，幅员辽阔的蒙古应该能缓解庞大的人口压力。

蒙古的生活资料集中在以蒙古族王公贵族等少数上层人士手中，他们占有大量的牧场，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当然不想改变现状。而没有知识文化的牧民根本无法进行自我改造和生存，只能沦为奴隶。占有统治地位的蒙族上层之所以有这么强的独立倾向，是因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始终是他们特权生活的不安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