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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张汉卿打起了分化直、皖的主意，他对张作霖说：“父亲之所以现阶段不能与段祺瑞相抗衡，是因为直系力量不能有效牵制皖系。现在段祺瑞重新上台，形势对我们不利。要想解脱未来困境，不如在那位‘两栖督军’身上下手。只要曹锟反皖入直，则段祺瑞顾忌前后均有大敌，必不敢与父亲翻脸，我们则又有较长的缓冲期，且看将来变化如何。”

敌人的敌人是朋友，一句话点醒梦中人。自段祺瑞第三度组阁后，徐树铮就成为那时期的政坛宠儿。他也踌躇满志，以段阁后台自居。有人说当时的北京政府，一切军国大计都在段手中，而段则一切取决于徐，他简直是内阁中的内阁，总理下面的总理。

针对徐树铮想做直隶督军，张作霖指派与他关系较好的杨宇霆向他献计：只要把现任直隶督军曹锟再升一级，升曹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调现湖北督军为江苏督军，这样既解决了李纯，又打击了直系，更为自己开了一条路，实在是“一石二鸟”的如意算盘。

徐树铮也认为曹锟由一省督军上升为两省的巡阅使，又仍掌一省督军，应该会心满意足的，如果曹锟同意，自己的直隶督军便垂手可得。不料这个消息传出后，曹锟大为光火：自己起家便是从保定这块宝地，军阀纷争之际，离开自己的地盘则是贬迁的信号。他认为这是段祺瑞政府明升暗降，故意调虎离山，是皖系将要对付直系的象征。因此在4月4日打了一通电报给北京政府，请辞两湖宣抚使，在未获批准前先请假一个月，以便到信阳鸡公山“养痾”。

当时北洋军人常用辞职或养病来威胁政府；与曹的行动配合的，是前线总司令吴佩孚亦致电北京，称因所部作战疲劳，请将全军调回直隶休息。这是表示吴部随时可以撤军北返。

曹锟是主战派的第一号大将，他虽然能力平庸，军事上也无多少建树，但其用人之术却颇为了得。吴佩孚便是他一手简拔，直做到一师之长，统率着曹系军队主力，在湖南前线任前敌总指挥，在岳阳、长沙等地与护法军作战，连克重镇，时称“常胜将军”。曹锟也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愣让吴佩孚对他死心踏地，终其一世未敢对他有丝毫违拗，在政治上与他牢牢同进退，甚至连曹锟在历史上最大的政治败笔“贿选总统”一事发作并有取而代之的机会出现时仍守住忠诚底线，不能说不是本事与奇术。

湖南的捷讯刚好挽回了北洋派威信，而吴佩孚部又是湖南战场上的主力，如果曹锟真的倦勤，吴部真的撤回，则段祺瑞武力平南的政策就功败垂成，付诸流水。

在当时人眼中，国家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因为南方仍做革命大梦的孙中山没有实力，有实力的云南、广西、广东军阀们各有算盘，历史几乎不用假设：只要吴佩孚一声令下，他的大军即可底定三湘并进而荡平粤桂两省，北京政府“武力统一”的梦想则指日可待！为了笼络吴佩孚，段祺瑞亲往前线劳军，于1918年 6月破格授予吴“孚威将军”衔。

因此，徐树铮这一遭碰了大钉子。段为了解释误会，特要徐树铮亲自跑到汉口来向曹锟道歉，劝阻曹锟不要辞职或请假，也劝曹令吴佩孚不要从战场上撤退。

徐树铮恼怒异常，他在汉口同时部署了新的作战计划，打算把调往四川作战的奉军(许兰洲部一个旅，奉命进入前线)改调到湖南战场上，用以监视直军，以防直军作战不力或撤退。

冯大总统知悉曹锟与徐树铮不和之事，欣喜异常----这可是分化曹锟与段祺瑞政府，让他脱离皖系怀抱，重新回归直系的大好时机。于是安排总统府高等顾问、陆军上将陆建章到天津来。其目的是要利用陆建章说服曹锟重新回到直系来，与李纯合作，把督军团会议转变为有利于冯而不利于段的一种局面。陆建章是个主和派的幕后活动者，和各省北洋军阀都有一些直接间接关系，冯玉祥的主和，就和他有关，皖系早已把他当作一个危险人物，必欲除之而后快。

老实说，民国初期对于政要人物鲜有杀害者，这也许是旧中国学习欧美日政治的一大收获。徐树铮虽然有心彻底解决这一麻烦，却还是有些胆量不足。而按照张氏父子密议的结果，让杨宇霆怂恿徐树铮杀陆，从而在直皖系之间打下暗桩，对渐已在中国中央政坛成“三足鼎立”之势的奉系来说，实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张作霖亲自安排与徐树铮交厚的杨宇霆，要他无论如何不惜代价“促成此事”。一个有心，一个有意，双方一拍即合。

在什么地方下手颇让两人费了一番思量。冯大总统既有心与皖系一竞高下，作为重要棋子的陆建章，又如何不特别注意于他的安全？京津冀历来是直系传统地盘，皖系力量虽大，但强龙不压地头蛇，直接拿下这位直系要员的机会是不多的。既要其心内不疑，又要一击必中，思来想去，杨宇霆建议的奉军驻津司令部是一个绝佳的去处。

对陆建章来说，表面“中立”的奉系当然比火药味正浓的皖系地方安全得多了，其戒备必然松懈，成功的概率很大；对徐树铮来说，在奉军地盘上而且是戒备森严的司令部杀了直系要员，奉系不论怎么辩白都脱不了干系。这一石二鸟之计甚是绝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