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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和赵普关于纸币改革的问题上，究竟谈了一些什么，外人便不得而知了。只是在开宝元年的秋天，北宋的官发纸币改革，也在短暂地准备之后匆匆上马了，新发的纸币和吴越银券相若，只是名字定名为大宋宝钞，面额从一贯到一百贯不等，用桑皮纸为底，普通稠质水性墨印刷。

考虑到北宋实在缺少硬通的拳头产品，又和吴越一样不想打开承兑现银现钱的闸门，最终也只能是依赖准许百姓用纸币给朝廷纳税这个法子，作为回笼纸币和保障政府信用的主要手段。

同时，吴越国只允许百姓用纸币进行提前三年期的折扣完税、也就是提前三年纳农业税和定额商税的，折减两成应税款项（商船的登记持有税是定额税，可以提前完税）。北宋考虑到自己占着正统，局面稳定又没有外部威胁，第一次便将税赋的拆借期提高到了五年，允许提前五年纳税的，按照六折算钱——这完全就是打着寅吃卯粮，快速集结财富的主义。

结果，新政一出，民间响应者寥寥。赵普只好建议赵匡胤扩大一些政府官营项目的范围，比如原本不在朝廷专卖范围内的秦陇大木也以“珍稀资源保护”等名义纳入专卖范畴，商人必须认购一定量的纸币，才能获得经营资格。另外，对于部分文官系统也采用搭配一半比例的纸币作为俸禄发放，将来拟计划还要扩大到各处地方厢军的范围，如此一来，财政支付部分相当一块可以通过纸币的使用来减压。唯有如今还算是朝廷柱石根基的殿前司禁军系统不曾受到纸币的腐蚀，为了确保生力军的战斗力与忠诚度，赵匡胤不同意在禁军的军饷和赏赐上使用纸币。结果军队的忠诚度是保住了，那些文官体系和形同杂役的厢军则在对比化的区别对待下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

民富加赋而国用足，这一点赵普暂时是做到了。北宋朝廷对官营盐铁业所需要投入的财政补贴终于有了着落，禁军重新充实兵力的开支，以及兵器甲胄铸造的费用也通过这个渠道赚了出来。更重要的是——北宋朝廷终于开始根据土法火药投入改良试制配方的优化，并且尝试根据寿州之战中获得的原始铁质火炮碎片，研究铸造火炮。

……

侍卫司自张永德、李重进同归于尽于寿州城下，便彻底沦入了一个禁军中二三流的存在状态。或许是因为北宋从当初后周那里继承来的军事力量中，只有殿前司是赵匡胤多年执掌的老班底，而侍卫司出了一个又一个反对赵匡胤、打着恢复后周旗号的“叛逆”，随着开宝元年大笔短期财政收入流入后朝廷大规模改革军制，侍卫司也就缩水成了一个仅仅掌握京师部分卫戍工作的衙门，从此以后常年兵力不满四万人，仅设左右各一军骑军，每军五千人，也就是总数为骑军一万、步军三万，遂为常制——当然，如今开宝元年侍卫司还有大约一万多人的缺额，赵匡胤估计还要两年的时间慢慢补齐。

新的军事恢复方案把绝大多数的资源都投入到了殿前司当中，将来，殿前司也将是北宋朝廷征伐四方的唯一中央军。

“开宝元年行宝钞之法，可额外敛财、减支七百余万贯。至开宝三年，估计便是每年一千万贯。此后或许要为前期的透支而付出一些兑现的代价，出现宝钞发行回落。嗯，不过三四年间，蜀地定然已经可以拿下了，到时候靠着孟昶积攒了三十多年的财富，定然可以继续以战养战。既是如此，按照每年新增军费及军械研制总计八百万贯的规模来扩军，也不会有问题。”

拿着赵普第一期实施后的汇报材料，赵匡胤心中默默盘算着最近数年内的扩军开支。一个殿前司禁军士兵连着军饷和被服粮食的消耗，一年也就在三四十贯钱之间。不过战争年代，大头是军械的配备和战时的赏赐。养一个步军六七十贯一年可以搞定，马军的话因为战马和饲料的昂贵，或许要两百多贯也说不定——就这，都还没追求战马的质量，只是中庸可用的战马而已。这样算下来殿前司在恢复旧观之余，也就只是把侍卫司较之后周朝缩编的部分员额挤占过来，再多扩编十万步军而已。如果要增加马军，那么总数还会更少。

“殿前司骑军当在数年之内，徐徐扩编至八万人，设捧日军、拱圣军、控鹤军、铁林军等上四军分掌，每军设四厢，设厢指挥使，辖五千骑卒。世宗留下马政余数，如今还剩四五万战马，三年之内，至少要额外扩编四万良马，从辽人和河东定然是买不回来的了，说不得还要费些精力经营河西，怀柔党项李氏、折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