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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丁入亩，顾名思义就是废除人头税，把人头税应当承担的部分钱粮摊入到土地税当中去。改土归流，则是裁撤西南地区的土司酋长、改为任命流官；同时把蛮夷土人的人口不入户籍、田土不被清丈现状改变，逐步用等同于汉人的统治手法进行处置。

这两项措施，历史上一直要到鞑清雍正年间才得以彻底推行，而且比王安石的熙宁变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都更加彻底。推行之后，这项极大施放人口增长的新政，和苞谷（玉米）、土豆一起作用，把中国的人口从宋明两朝的一亿多，飙升到了清末的四亿。

钱惟昱当然不会觉得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就让华夏土地养育四亿人口会是什么好事儿。只不过相对于如今占着华东华南五省之地、却只有1500万人口的现状来说，人口再番那么两三倍，都还是有利无害的，这种情况下，摊丁入亩这个增加人口、降低流民隐户的大杀器，自然是能用就要拿来用了。

那么，王安石、张居正没能走到这一步，一定是他们的能力有限么？其实不然，只是他们遇到的积重难返、社会阻力更大罢了。鞑清入关后，对汉人的士绅大地主势力有过一轮毁灭性的打击，这才降低了相当一部分阻力，汉人读书人有四书五经，也没法和鞑子的刀子弓箭辩论，只好乖乖就范。

这说明，有时候乱世其实是改革的良机，尤其是当你的国家还没有拥有华夏全土的时候，只有一隅之地，先改起来。一来船小好掉头、改革阻力小；二来不存在“政策水土不服”“适合江浙的政策未必适合内陆贫困地区”之类的问题；第三便是得了好处与民实惠之后，还可以“以邻为壑”，通过吴越新政对南唐、后周百姓的政策吸引力，拉来新鲜血液，帮助此前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大地主阶级找补回来一些损失——虽然摊丁入亩让大地主多交税了，但是，也为你们吸引到了更多愿意来租种你土地的外来流民佃户不是？

当然了，这些事情终究是得罪人的，改革家哪怕成功了，本人不得好死的例子太多了。商鞅被车裂，王安石被流放，张居正死后被抄家——所以，钱惟昱只能是徐徐而动，每一次都找一个契机，给自己的队友一点资金上的支持，换取他们出头。

两年多前十叔钱弘亿初镇赣南、需要大量雇佣劳工取代官方徭役制度，便是一个契机。那一次，钱惟昱依靠那个契机让十叔当了靶子，在吴越境内推广了免除徭役、从此以政府出钱平价雇佣劳工、政府管饭的政策。如今，四伯父刚到两广，面对巨大的吸引蛮夷归化的需求，实施对无在籍土地者有利的摊丁入亩政策，也成为了一个迫切的需求。于是，钱仁俊便步了钱弘亿的后尘，成为了钱惟昱改革大业当中的又一杆好枪。

钱惟昱可以预料，他如今策划的摊丁入亩策略，肯定可以比后世七百年后雍正朝的摊丁入亩阻力更小。一方面有如今吴越辖区大多富庶、百姓反抗精神小、地主豪绅可以拥有的武力反抗能力薄弱有关系；

另一方面，当初雍正一朝时候可没有免除徭役这个政策作铺垫——雍正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在全国都做到“政府需要经办大型工程、都花钱请工人干活”这种程度，取而代之的，雍正实施的是“士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也就是说非但不免除百姓的徭役，反而改成让有功名的读书人跟着百姓一起服徭役（虽然可以交钱代替服役），这种事情，自然会激起极大的反抗。前者是给人权利，后者是强加义务，孰优孰劣，实在是有云泥之别。

……

“摊丁入亩，本质便是要废除所有人头税，把人头税的收入摊到田亩的土地税之上。确保朝廷岁入不减的情况下，让少地或者失地贫农，乃至在官府的土地籍册上根本就找不到田亩记录的蛮夷受惠、把这一部分税负转嫁到地主身上。

但是，摊丁入亩只是孤与老大人、还有四伯私下洽谈协商时候的提法罢了。将来在上表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出现‘摊丁入亩’这种文字提法，而要改头换面，让人觉得‘免丁’和‘增田赋’之间毫无关联——老大人可明白么？”

钟允章是忠厚君子，讲究纲常正统的读书人，这种权变的事情上果然不太在行，踌躇了半晌，还是红着老脸说道：“还请殿下明示具体说法。”

“唉……老大人真是忠厚长者，也罢，孤便挑明了说。摊丁入亩当中的‘免丁’当然要单独提出来说，而且作为一项归化蛮夷、同时惠及吴越全部百姓的仁政宣扬出来。这种事情的名声，哪怕是大王，也是不嫌多的。大王的顾虑，只会是免除丁税后朝廷收入的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