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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

攻占北京，是闯王李自成事业的巅峰。现在，大顺朝的控制范围涵盖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北直隶五个省和湖广部分地区，广袤数千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陕西省，还包括现在的甘肃，宁夏及青海的一部分，北直隶则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天津和河北）。

但也就从这时起，李自成开始走下坡路。因为李自成，刘宗敏，牛金星等人，就是**所说的这样一群渺小的人，他们陶醉于眼前的胜利，缺乏真正的战略眼光和政治头脑。

进入北京后，他们主要忙着两件事：拷掠百官，尽情享乐。他们不知道全中国的人，都瞪大眼睛注视着北京。

十几万大兵拥挤在京城内，李自成根本搞不清，自己正在干什么，下一步应该怎样做。凭着一腔热血打下了江山，却不知道在废墟上如何建立一个新政权。

“迎闯王不纳粮”是大顺军发动群众，争取民心的革命策略。它是理想，更是空想，现在夺取了政权，条件变了，只有建立合理的赋税制度，建立稳固的经济基础，巩固各级地方政权，才能保证大顺朝的长治久安。

古人造字既有意思又讲道理，“赋”字从贝从武，本义就是军费，“税”字从禾从兑，指的就是公粮。赋税制度是国家机器得以运转的先决条件，而发展生产则是获得稳定的物质基础和赋税来源的可靠保证。

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在落后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没有哪一个地方会保证百万大军的吃饭问题。既不能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又不能向占领区人民轻徭薄赋，就只好继续掠夺了。史书上说：“贼兵无饷，皆资掳掠。”

“追赃助饷”本质上就是一种掠夺，它就像一只潘多拉魔盒，打开后，空气中到处漂浮着贪婪，暴虐，血腥的气息。掠夺也许客观上具有“均贫富，等贵贱”的效用，但追赃扩大化却直接造成了大顺军的军纪败坏，失掉民心。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线（**语）。光抓革命，不促生产，是不会长远的。

不能及时调整既定的政策和策略，是大明旧臣的悲剧，更是大顺朝李自成的悲剧。

对刘宗敏等人的胡闹行为，李岩和宋献策感到忧心如焚。

宋献策知道刘宗敏不是一个好说话的人，就拉上牛金星，宋企郊等几个文官，一起去找刘宗敏。

“现在大顺士兵到处抢掠奸淫，刚进城时严明的军纪荡然无存，民心已经开始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