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千辛万苦才拿到了汽车行业的敲门砖，韩皓肯定不会这个时候放弃。当初跨入摩托车行业时，也有许多人不看好华夏厂的未来，现在工厂产品供不应求不是狠狠地打了那群人的脸。

国企是国企，民企是民企，国企一块钱的效果也许民企只要5毛钱就能做到。而且韩皓并未像国企大厂这般，一下子建设规模就是以10万台为标准，他的理念是滚动式发展，先上马1万台微面的生产线，如果效果好再慢慢改造扩产。这样的话，前期投资不用很多，财务压力也没那么大，依靠华夏厂的自由资金完全可以支撑。依照他的估算，只要6000万启动资金就能够把厂子搭建起来。

“唉，有些事，明知不可为之而去为，到底是狗熊还是英雄，只能由时间来证明了。既然你决心已下，那我只好不提此事。至于你问我去哪里寻找合适的人才，我倒是有一些线索。现在国内汽车巨头纷纷找外商合资，一些年纪大的职工纷纷被提前退休，因为合资厂并不需要太多人员。他们年纪大，知识有些跟不上时代发展，便成为合资的牺牲品。干了一辈子汽车，最后跟外方合资，看到发展自主汽车业的曙光，他们却被提前退休了。许多人都对中国汽车有着深厚感情，我觉得他们依旧能够发光发热。正巧你需要找师傅领进门，找他们这些人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三大三小”汽车企业在与外方合资时，提前退休了许多老工人。他们许多才50岁出头，依旧是中国汽车业的宝贵财富。

可惜合资厂中外方直接提供了现成的技术和标准，国内汽车厂基本沦为代工工厂，好比上汽大众连一颗螺丝钉的改动都要不远万里到德国修改。尽管中方技术人员一再证明，现场德方技术人员也觉得螺丝钉位置不对，但修改依旧要回到德国。因此搞技术研发的团队、许多上了年纪的高级技工纷纷被转岗或退休，这些人中间蕴含着许多有用之人。

果然不虚此行，李国安凭借在业内深厚的人脉关系，给韩皓推荐了一汽、上汽的一些老专家，他们都曾参与过“红旗”和“上A海”牌的研发工作。

“能帮的我都帮的，剩下的就看你的造化了，希望你能给了一个大惊喜，狠狠在我脸上打一巴掌。”

看着韩皓离去的背影，李国安在心里默念。作为一个长期跟踪中国汽车行业的高级记者，从改革开放起，他见证了历了中国汽车业发展的决策过程和重大事件。每次他撰写的关于国内汽车行业的内参都能摆上最高领导层的桌面，据说一次副总理级的领导召集汽车行业官员开会特意询问他到会没有，得知他坐在台下后才令正式开会。如此可见，李国安身为一名高级记者，在中国汽车行业享有特殊的地位。

韩皓没想到自己如此之快又回到东北，来的还是中国汽车长子一汽集团的所在地——新京。

1956年，在苏联技术援助下，第一辆解放牌卡车落地。1958年，经一汽工人不懈努力，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诞生。1966年，在国家安排下，一汽又负责援建了二汽，把一大批骨干送给了二汽。就连80年代上汽要和德国大众合资，上汽也从一汽挖了不少人过去。所以说，一汽是中国汽车工业的摇篮一点都不过分。

带着朝拜的心态，韩皓带着随行工作人员来到了一汽工厂门口，瞻仰这个中国汽车工业的母亲。

如果说抚舜市是依煤矿而建，那么新京市就是靠一汽而起。东北的城市都是典型的工厂办社会，一个厂长等会就相当于一个市长，工厂有多宽城市就有多广。

一汽是由苏联援助，所以整个工厂建筑都是苏式风格，庄严大气。目光所及之处，韩皓看到了一大片崭新的现代化厂房在兴建，上面还印着醒目的大众标志，应该就是一汽大众的合资工厂，主要生产桑塔纳的亲兄弟捷达小轿车。据说合资时，把一大片苏式旧厂房铲平后，腾出了地方兴建合资工厂厂房。

随着桑塔纳在中国国内占尽风骚，捷达也开始登上舞台，开始了兄弟两人的二人转表演。

如果说一汽是中国所有汽车人目中的圣地，那么韩皓对其当然也充满了朝拜之意，但内心却并未有太多惧怕的地方，反而从心底生出一种要当面挑战对方的蠢蠢欲动。

我尊敬你，但我并不怕你，反而更期待成为你旗鼓相当的对手。

站在一汽大门广场前，看着毛主席挥毫写下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几个鎏金大字，韩皓感到了伟人对中国汽车行业的期待。

他接过随行人员捧来的鲜花，表情庄重朝一尊铜像大步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