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四二年七月，杨世祖、巴春、文昌莫等人就在山玉成的领导下，在金边发动过一场有两千多名僧侣、学生、教师参加的要求独立的反法示威。

警察在法国高级专员住宅外驱散群众，后来进行大逮捕，他被捕入狱，山玉成则在日军保护下，前往泰国占领的马德望，又从那里转往日本。

二战结束后，杨世祖被释放，山玉成被送到法国监视居住。

值得一提的是，山玉成很有志气，四十多岁了，还在法国获得法律博士学位。

为了回国，山玉成不断给西哈努克写信。考虑到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西哈努克同意了。于是在一九五一年十月乘飞机回到金边，受到执政的民主党人热烈欢迎。

他乘坐敞蓬汽车从波成东机场前往金边市区，道路两侧结集了近十万名欢迎群众，人们手持的小旗上写着“山玉成。我们的希望”，“山玉成，民族英雄”。这个从未有过的欢迎场面，让年轻而自负的国王深受刺激，视为心腹之患。不愿与他合作。

山玉成也没加入金边的民主党政府，而是去暹粒和接近泰国的西部地区活动，同追随他的杨世祖、文昌莫等人组织自己的抗法武装，也就是“自由高棉”的前身。

柬埔寨反政府武装的二号人物，李为民如雷贯耳，想了想之后不禁问道：“家昌，你说他到底认不认我们这些老乡？”

刘家昌沉吟道：“山玉成的父亲是柬埔寨人，母亲是华人，只有一半中国血统，并且是赫赫有名的柬埔寨民族主义领袖。肯定不会认同我们的主张。杨世祖说潮州话，拜关二爷，跟我们一样是潮州人，如果工作到位，应该能争取过来。”

他们在柬埔寨有底蕴，有西哈努克都为之羡慕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朗诺是他们的小弟，柬埔寨政府军军官大多追随过他们。所以西哈努克把他们描绘成“自由高棉匪帮”、“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不止一次组织军队清缴，他们仍活得好好的，并没有被连根拔起。

“自由高棉”不是“红色高棉”。属于右派势力，在对待北越和未来的“红色高棉”这一立场上，态度的一致的。

李为民抬头道：“不管杨先生认不认同我们的主张，他这个人我们都必须要争取。”

刘家昌倍感无奈地苦笑道：“钱先生说他是来跟我们谈判的。他们的组织正在往东部和南部沿海发展，在鹦鹉嘴地区跟我们的人发生过几次摩擦。前有安置点的民兵自卫队，后有政府军追兵，日子不太好过，想我们给他们一点生存空间。”

“摩擦？”

“鬼鬼祟祟，还有武器。谁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鹦鹉角地区的华人被南解游击队和北越人民军搞怕了，各安置村是如临大敌、草木皆兵，发现一股不明身份的武装力量，肯定会毫不犹豫来个迎头痛击。

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李为民一脸疑惑地问：“他们不是一直在西边吗，怎么会往东部发展？”

“说起来与美国方面有关，西哈努克跟苏俄阵营越走越近，他们利用这个机会与美国人搭上关系，试图在东部发展一块控制区，可以就近获得美国方面，确切地说是中情局的援助。”

“从泰国补给不是更方便吗？”

“中情局西贡站长李察逊去过第五步兵师防区，知道柬埔寨境内有十几个华人安置村，认为群众基础好，建议他们以鹦鹉角地区为基地，在从事反政府活动的同时，协助南越防止北越从那儿往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渗透。

由于钟师长坚决否认那十几个村与第五步兵师有联系，民兵自卫队又不相信中情局派去的那些越南籍雇员，李察逊不知道应该跟谁沟通，就单方面让‘自由高棉’派人先过来，结果可想而知。”

李为民乐了：“有人愿意帮着打仗，这是好事！而且他们一来，我们在那边的人就可以名义上加入‘自由高棉’，名正言顺地打南解游击队，打北越人民军甚至柬埔寨政府军。”

刘家昌权衡了一番，突然道：“这么看来你见杨世祖不太合适，毕竟他跟山玉成关系密切，对民族的认同感没我们这么强烈，干脆今后就由钱先生和有才出面。”

“中情局愿意当这个冤大头，那鹦鹉角地区的军费今后就由他们承担。研究会这边不要再暴露更多人，钟师长那边继续坚决否认。去第五师防区轮战的部队，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进入柬埔寨境内。”

刘家昌不无担忧地问：“南解怎么办？”

对生活在鹦鹉角地区的华人而言，拿起武器打南解游击队和北越人民军不是给谁当炮灰，而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李为民岂能错过这个机会，胸有成竹地笑道：“放心，既然中情局布了这个局，他就不会坐视不理。第四战术区情报处收到消息，为切断所谓的胡志明小道，中情局在越柬和越老边境下足本钱，在北边秘密扶持王宝的苗族武装，派顾问帮助训练军队，给美元发军饷，派工程技术人员过去修机场和野战工事，送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装备。换言之，只要我们有多少人，李察逊就能帮我们组建多少部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