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适之也是大唐宗室出身，乃是太宗的太子李承乾的孙子，为人很有才干。起家左卫郎将，历任通州刺史、河南尹、御史大夫、刑部尚书，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因牛仙客病死，他便当上宰相，很得玄宗赏识。李适之自认为和李林甫一样出身皇室，而且自己还是高祖、太宗嫡系一脉。不像李林甫是枝系所出。所以和李林甫争权不和。李林甫知道自己遇到了最大的威胁，但表面上却不露声色，退让坚忍。终于使出了最毒的一招。

一天李林甫假装无意地说道：“华山有金矿，采金可以富国。”当时边境十大节度使纷纷增摹士兵，军费开支骤然增加许多，而玄宗在宫中的用度也比先前多了几十倍，财政上便面临困境。性格粗疏、举止轻率的李适之不知是计，便中了圈套。一天面见皇上时，便提出采华山金矿以富国的建议。玄宗也很高兴。便问李林甫意见如何。李林甫说：“这事臣早就知道了，不过华山是陛下本命、王气所在，绝不可开凿，所以没敢和皇上说。”玄宗认为李林甫是真心爱护自己。而李适之太鲁莽了。便对李适之恼怒道：“以后凡事都要先和李林甫商量以后再来对朕说。”这真是当头棒喝，一下子就把李适之打醒了，这才明白李林甫有多么可怕。以后不仅凡事不敢和李林甫争。而且连章告退。天宝五年，罢宰相职务。保留一个太子太保的闲职。他虽然急流勇退，却也没得善终。最后还是因几个好友被李林甫连兴大狱打击，受株连被贬官流放，又在李林甫派来杀他的御史到门前服药自杀。

5.连兴大狱

忠王李亨一旦正式被册封为太子，李林甫就不是爽不爽的问题了，而是感到大祸要临头了。他怕的不是现在，而是以后。皇上年纪大了，也是说驾崩就驾崩，一旦太子即位，且莫说李瑛三兄弟的账，就以他是有名的“拥戴寿王派”这一点，就足够杀他的。他感到自己不仅是骑在一头老虎的背上，简直是一头疯虎的背上。他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硬着头皮一路到底，非再把李亨搞掉、把寿王拉上太子的位置不可。

但要搞李亨不同于当初搞李瑛，寿王正逐渐失宠，李亨又是皇上自己选定的太子，说明圣眷正隆，要想把他拉下马，除非像杨洄整李瑛一样，告发李亨与人谋反。但这次诬告显然不可能通过，只能想办法罗织些能说得过去的“真凭实据”。

对于他最理想的自然是有一件现成的谋反案，他就可以用酷刑屈打成招，把太子牵扯进案子里。等了许久却没找到。这也很正常，太平盛世的，谁吃饱了撑的，没事儿谋反玩儿？找不到就只好想办法制造了。

要想证明太子谋反，自然只能从他身边的人开始着手，这样才有说服力。他就先把目标定在了太子妃的哥哥韦坚身上。这也是老套路了，李瑛那案子定的就是太子和太子妃的哥哥谋反。

韦坚和李林甫按现在的关系来讲，也是铁哥们了，而且是亲戚。韦坚的妻子不是别人，正是李林甫的舅舅姜皎的女儿，姜皎又是李林甫亲戚里和李林甫感情最好的，所以两人关系“甚狎”。这里的“狎”并非不正经的意思，而是亲密无间的意思。如同玄宗和姜皎。

韦坚父亲是高官（兖州刺史）、妹妹是皇太子李亨的妃子，姐姐也嫁给了王子，可惜死的早，被赠为惠宣太子妃。史称“一门荣盛”。韦坚也并不一味依靠家庭关系，他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最擅长的不是搞政治斗争，而是抓经济工作。开元期间经济迅猛发展，国富民强，但问题也不少。第一个就是军费开支，据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开元初，军费开支只有二百万贯，而到开元末年，却猛增到一千万贯，天宝末年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四五百万贯。据《资治通鉴》，开元初和这个数字一样，记载天宝元年的兵费开支是布匹一千二百万匹，粮食一百九十万斛，也相当于一千万贯。第二就是宫廷中的用度，宫中妃嫔女官都和外庭大臣一样，有自己的俸禄和衣服铅粉钱，但讨了皇上欢心后，皇上要赏赐，就只好自己掏腰包了。玄宗晚年后宫赏赐无节，又不好意思总在国库中拿，就有扩大收入，自己建立一个小金库的需要。所以玄宗开元初年勤俭勤政，而在晚年，却是奢侈怠政。原因也很简单，开元初年，国势紊乱，非勤政就有亡国的危险；他接手的是中宗、睿宗留下的乱摊子，很穷，非勤俭就要破产。而到开元末年和天宝初年，唐朝经济已经发展到，杜甫讴歌吟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钱多了自然就想要享受，如同现在人先经过创业期然后就要进入享受期一样。而人要享受还要让他勤奋工作（勤政）当然不可能了。如果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看待唐玄宗，也无可厚非，可惜他是皇上，问题就大了。

韦坚因姐姐妹妹都在宫中，和宫里的高级宦官关系很好，他明白了玄宗要猛抓经济的意思后，就适应形势、转变思想，在江淮转运使的任上，到处设官吏监督，防止手下官员贪污，果然当年就增加国库收入“巨万”。玄宗“以为能”，把他提拔为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再接再厉，把各地特产和珍异宝物收集后，用船只运到长安，进献给玄宗。玄宗更加高兴，继续加官晋爵，一直升到御史大夫、封韦坚男爵，同时全面负责经济工作（水陆转运使、勾当缘河及江淮南租庸转运处置使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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