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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舒翰嗜酒如命，醇酒美人，时时相伴，以致身虚。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二月，在他入朝面圣的路上，行至土门军时，因为洗澡导致突然中风，昏迷很久方才苏醒过来，落下半身不遂的后遗症
，回京以后，只好在家中闭门不出。有时候，死得其时也是一种幸运，如果此时哥舒翰一命归西，他一定会与王忠嗣一样，善始善终，
留下忠臣良将的美名，在史书上流芳后世，只可惜他偏偏被救活过来，遇上安史之乱，一世英名，遂毁于一旦。
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越演越烈，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天宝十四年，范阳(今北京城西南)、平卢(今辽宁朝阳市)、河东(今山西太原)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率领十五万蕃、汉兵，诈称奉了朝廷密旨，
以讨伐杨国忠为名，杀向洛阳、长安，长期以来，唐朝的兵力布置外重内轻，安禄山的部队战斗力甲于天下，一时间叛军长驱直入，
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很多郡县。唐玄宗这才大梦初醒，仓猝部署对安禄山的防御。他让名将封常清、高仙芝领兵御敌，无奈双方实力相差太大，
唐军一路败退，洛阳失守，只得退守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坚壁不出√，。唐玄宗接受不了这样的挫折，又听信宦官边令诚的诬陷，
派人将封常清、高仙芝斩首示众，朝廷丧失了两员经验丰富的大将，为后面的惊天祸患埋下了伏笔。
这时。唐玄宗想到了病废在家的哥舒翰，虽然哥舒翰以身体原因极力推辞。但最后还是接受了皇帝的任命。
唐玄宗又让田良丘充任行军司马，王思礼、李承光等人担任属将。领军二十万
，赴潼关拒敌。临行，唐玄宗亲自饯行，让百官到郊外相送，又加封哥舒翰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对哥舒翰寄予了殷切的期望。
哥舒翰据守潼关以后，因为身体原因，难以处理日常军务。遂委任行军司马田良丘主持大局。
田良丘不敢独断专行，就让王思礼主管骑兵，李承光主管步兵，偏偏王思礼和李承光互不服气，
常常争执不下，不肯好好配合，致使军中号令不一。加上哥舒翰统军又“严而不恤”，唐军士气低落，人无斗志。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封大燕皇帝，他的族弟安思顺因为事先向唐玄宗告发安禄山的谋反图谋，
因此没有被唐玄宗问罪。但是，哥舒翰一向讨厌安思顺。这时，大权在握，
就让人伪造了一封安禄山写给安思顺的信。假装在潼关城门口抓住送信人，
让安思顺背上了无法辩解的黑锅。安思顺和弟弟安元贞都被朝廷处死，
家人都被流放到了岭南荒芜之地。兔死狐悲。一向支持哥舒翰的杨国忠也感到后背冷嗖嗖的，他担心哥舒翰下一个要清除的敌人就是自己。
当时人们都认为安禄山的叛乱是杨国忠的逼迫所致，所以哥舒翰的部下王思礼就劝说哥舒翰，“安禄山造反，
是以清除杨国忠为借口，如果我们留兵三万镇守潼关，其余精锐回师京城，诛杀杨国忠，
安禄山的进兵就没了借口”，哥舒翰也有此意，但又考虑到，真要如此行动，自己就成了安禄山第二了，最终没有采纳王思礼的意见。
但是，二人的谋划很快传到了杨国忠那里，现在朝廷的重兵都在哥舒翰的手中，只要哥舒翰振臂一呼，
杨国忠就死无葬身之地，为了自保，杨国忠想出了一条对策，他征得了唐玄宗的同意，
招募了三千精兵，由心腹统领，日夜训练，又招募了一万人屯兵灞上，由心腹杜乾运统领，名义上是抵御叛军，实际上是防备哥舒翰。
哥舒翰心知肚明，马上上表请求将灞上的军队纳入潼关军队的统一指挥，又以商讨军情为名，将杜乾运召到自己的大营，将其斩首，吞并其军。
经过这次较量，杨国忠恐慌万状，哥舒翰也整日不安，一将一相，都在心里打鼓。
此时，李光弼与郭子仪率军接连大败叛军史思明部，
切断了叛军前线与范阳老巢之间的交通线，叛军东进被张巡阻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南下又被鲁炅阻于南阳(今河南邓州)，安禄山腹背受敌，一度打算放弃洛阳，回老巢范阳固守。
潼关在哥舒翰的经营下，固若金汤，安军主力对潼关发起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延续半年之久，都劳而无功，
西进长安的目标变得十分渺茫。哥舒翰乃一代名将，对当前形势看得十分清楚，他认为，安禄山虽然占据了河北广大地区，但手下尽是蕃将胡人，
所到之地烧杀抢掠，百姓决不会归心。如果唐军坚守潼关，叛军久攻不下，一定会军心涣散，众叛亲离，到时趁势出击，大局可定。
当时形势也确实向有利于唐军的方向发展，各地捷报频传，令唐玄宗重新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奸相杨国忠也不停地在一旁煽风点火，要求唐军兵出潼关，与叛军决战。
唐玄宗听信杨国忠的谗言，不断派中使催促哥舒翰，哥舒翰再三向皇帝表奏，
“安禄山久在军中，精通兵法，现在有备而来，利在速战。叛军暗藏精锐，以老弱病残引诱我军，肯定有诡计，如果我军轻出，必然落入叛军的圈套，到时悔之不及“，
唐玄宗此时已经被冲昏了头脑，听不进哥舒翰的金玉良言，他严词苛责，走出了遗恨千古的昏招。
唐玄宗以“贼方无备”为由。催促哥舒翰出关迎敌，使者“项背相望”。给哥舒翰造成极大压力，有了高仙芝、封常清的前车之鉴。
哥舒翰当然知道抗命的后果是什么，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阴历六月四日，哥舒翰“恸哭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