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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患有肺病（气疾），本不适合居住在潮湿的旧宫殿，但他还是坚持在隋朝的旧宫殿里住了很久，而没有仅仅因为自己的健康或享受就大兴土木。就连突厥大举进犯李世民亲身临敌的时候，想到的都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国家人民的祸福。

一些长期跟随李世民的旧部没有升官，心生埋怨。他知道后，对大家说：“做皇帝的没有私心，才能使天下人信服。我和你们每天所穿的衣服、吃的饭，都是老百姓提供的。因此设置官职都是为了人民，国家应当择贤才而任用。怎么能以关系亲疏为先后呢？这可不是处理政务的正道啊！”

629年，很多地方都爆发了洪水，良田大量被淹。李世民派使臣到灾区慰问，赈济灾民。老百姓即使来回奔波就为吃一口饭，但没有人抱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皇帝没有抛弃他们。

等到第二年，全国大丰收，流散各地的百姓都回到家乡。老百姓愿意以自己强韧的生命力，持续为一个繁华的大唐投入更多的心力。

李世民规定京官五品以上，经常性要轮流住宿在中书省内值班。然后，一一接见并详细询问民间的疾苦和政策的得失。他还安排得力的大臣巡行天下，对全国官员进行督导，慰问年高的长者，救济穷苦百姓。李世民告诫他们：“你们所到之处，就如同我亲自去！你们要引起高度重视，切不可敷衍了事。”

李世民了解很多地区民族的民俗，体贴民情对少数民族地区也一视同仁。益州军政长官（大都督）上奏折汇报“獠人”（当地的一支少数民族）有造反迹象。请求朝廷发兵讨伐。李世民说：“这个我是知道的。獠人依山傍水而居，时常白天潜伏夜晚出来打猎。这是他们的习俗。当地官吏要是能够用恩惠和信义来加以安抚，他们自然会信服、归顺。

你们绝对不能把他们当作禽兽。动不动用军队动加以残害，这难道是父母官所应当有的作为吗！”所以他下令益州地方政府切不可轻举妄动，安抚过后动荡果然很快平息。

他还经常开座谈会，和大臣们讨论治国之道。进行集体政治学习，总结经验得失，以史为鉴。学无止境啊！李世民的团队是学习型的团队，所以无往不胜。一次，他对大臣们说：“过去大禹把山凿开治水，但是老百姓并没有抱怨。因为这是对百姓有利的事情。秦始皇给自己营建宏伟的宫室，人民怨恨而起来造反，因为这只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

大凡奇珍异宝没人不喜好的，但如果放纵不能克制自己，那么危亡就在眼前了。我想建造一座宫殿，材料都准备停当了，但是借鉴秦朝的暴政亡国而停止。所以，你们都要深切体察我的本意。”

“我是天下百姓的领袖，想使都他们富贵。现在教给他们礼仪和义气。使他们年轻的尊敬年长的，夫妇之间相互尊敬。那么，人民就都尊贵了。轻徭薄赋，使得他们安居乐业。那么。人民就都富裕了。能使百姓家家户户自给有余，我就是不听管弦之类的音乐，都经乐在其中了啊！”

他在和大臣们讨论怎么防止盗贼时。有些人请求用最重的刑罚来禁止。他微笑着说：“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税繁杂、徭役过重。加上贪官污吏的暴虐。

他们感到无法承受，又迫于饥饿寒冷。才不顾及廉耻去铤而走险的。我们应当勤俭节约、轻傜薄赋，选用清廉的官吏，使老百姓不愁吃穿，自然就不会有人愿意做盗贼。

这样，就用不着严刑峻法了。”呵呵。于是，李世民命令有关部门修订律法，把死刑的罪名减少到90种。而2011年新的《刑法》修正案通过后，我国现在保留的死刑罪名才由68种减少到55种。

并且，只要是死刑就必须组织三次复审，京师以外的地方需要五次复审。到了行刑的日子，中央主管祭祀和酒席的相关部门（太常部与尚食监）均不得进酒、不得奏乐娱乐，以示对死刑的慎重和对生命的尊重。

李世民已经认识到“人命至重、不可妄杀”的政法原则。因此，贞观年间的法制情况好得出奇，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这就不由得使人联想到，李世民时代那少到让人惊讶的死刑案例。

贞观四年（630年）全国判死刑才29人！接下来他以民为本的仁政措施，就要发挥神奇的效果了。因为他触及到了很多人的灵魂，所以他的统治效果，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古往今来的统治者中，这才是真正的仁德、贤明啊。其实，中国自古以来都是特别重视用死刑的国家。

即使现在，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仍为世界第一。2001年全世界执行死刑人数为3048人，中国就占2468人之多！那一年（贞观六年，632年），李世民调阅了死囚的花名册，并亲到监狱巡视，见到被判死刑的人极度悲哀，他很同情。就让他们这390个人回家探视，第二年秋天再赶回来接受死刑。到了行刑的时间，所暂时释放的死囚仅有1个人没有按时回来。

而经过那个人所在地方官员的调查，这个人是因为回家的时候赶上了暴雨，在淌水过河时被突如其来的山洪淹死了。李世民感叹道：“他们真是我善良的好子民啊！”当即下令，将所有死囚都无罪释放。而因身亡没能按时回来的那个人，李世民按“因公牺牲”抚恤了他的家人，并派使臣前往悼念。

这样通情达理、魅力无穷的君主与这个人人向往的时代，我们再上哪里去寻找呢？这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

李世民将百姓视为国家的根本，并认识到自己要率先垂范。他把“民本”思想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使其穿于治国的整个过程。只有处理好和老百姓的关系，天下才能达到长治久安。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不是李世民一个人所能能造就的。他还需要一大批能臣干吏为其效命。那么，唐政府的重要官员主要是怎么产生的呢？这就必须谈到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制度——科举制。

科举制开创于隋朝。但隋朝过于短暂，所以真正将其发扬光大是唐朝。在科举制实行以前，魏晋南北朝主要用的是九品中正制选拔官员，由大、小“中正官”选拔举荐人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制度已经腐朽透顶，选拔官员的大权被一些上层“世家大族”所把持。使得社会和国家政治生活失去活力，社会不公正现象加剧。

李世民取得最高权力后，为了吸引和选拔人才、提高家管理效率，更为了牢牢攥紧权力的魔杖。决定全面实施科举制度，选拔优秀才管理国家。唐朝的科举制度分为制举和常举（也称“贡举”）两种。

制举由皇帝亲自主持，是临时性的考试，主要招考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完全视需要而定，其科目有五、六十种之多，如考查贤良正直、直言善谏、博学鸿词、军事谋略等，百姓和官员都可以参加。但是，制举不经常举行。所录取的人非常少，在科举中的地位不重要。所以，我们重点要说的、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科举其实是指“常举”。

常举由中央组织部（吏部）主持，李隆基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后改为教育部（礼部）主持。主要有秀才、明经（考查对经典的记忆和一些时政）、进士（考查儒家经典和5道时政问题）、明法（考查大唐的各种法律条例）、明书（考查《说文解字》《字林》等文字学知识）、明算

（考查《九章算数》《周髀算经》等书的数学知识）、道举（考查老子、庄子等人的道家学说）、童子（10岁以下能精通儒家经典的儿童可以参加。能背诵10卷的可以获官职）等八科，其中最重要的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考试主要考查考生对于儒家经典的记忆和理解，也看考生对于时事是否关注。录取率约为十分之一二，相对比较容易。

而进士科则考查的比较全面。除了考儒家经典和时事政治，主要考查的是诗赋。唐朝进士科的录取率非常低。约为1－2%。所以，当时人说：“30岁中明经已经算是年龄比较大了，而50岁中进士还算是比较年轻的。”

考中进士是非常难的事情，但是一旦考上，就会前程远大、升迁较快，比较容易飞黄腾达，唐朝中后期的宰相一多半为进士出身。

进士科是当时读书人做官的首选途径和“正途”，在科举考试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唐朝科举中榜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要想正式步入仕途，还要经过吏部主持的选拔，称“释褐试”。

再通过面试和政令问答等环节来进行考核，通过考核的才授予官职。唐末五代的学者王定保在其笔记小说《唐摭（zhi）言》中记载道：“高官厚禄的人即使位极人臣，但只要不是进士出身，终究是个遗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