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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隋炀帝做过的事，李世民多半也做了，而唐太宗声名赫赫的贞观之治还远不及杨广的大业前期富庶，但唐太宗最终被誉为“千古一帝”，而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

历史评论之不公，竟至于此！隋炀帝如今的丑恶形象主要来自于隋末义军在反隋起义时对他的污蔑，以及李唐王朝建立后，李世民在篡改历史时对他的刻意诋毁。

“炀帝”这个充斥着昏庸残暴味道的称号就是李世民的杰作，隋人原本把杨广称为隋明帝，曾经颇为爱戴仰慕。

反倒是李渊在起兵时未敢如那些匪寇、义军，以及后来他儿子那样诋毁自己的主君，只是用“清君侧”的名义进兵，并在杨广被宇文化及所弑后仍立杨氏宗室为王。

其实严谨地说，隋炀帝并不是一位亡国之君，他被兵变杀死时，大隋还掌控着大半个中国，各地官员大半仍然对其效忠，这和那些被敌军打到京城亡国的帝王是有所不同地。

西方人对杨广的评价很高，其一分为二的评论态度也比国内要客观得多，超脱出了李唐王朝统治时期对他的歪曲和诋毁。

在《剑桥中国隋唐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暂新的历史人物：炀帝虽然骄奢淫逸，但并不比中国其他的皇帝更暴虐。

炀帝很有才能，是一位有成就的诗人、独具风格的散文家，还有点象政治美学家，很适合巩固其父开创的伟业。在589年平陈时，杨广在建康的行为堪称模范。其后他在促进南北文化统一，向北方介绍南方佛教传统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著的贡献。

在谈到炀帝被否定的原因时，作者也同样认为这是儒家修史者给他抹黑和民间传说对他歪曲的结果。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明大隋是亡于藩镇谋逆，却被我朝的御用文人有意误定为是亡于农民起义，试图藉此证明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积极力量，具有先进性。

出于政治因素，李自成农民军、黄巢、太平天国、义和团等流寇或乱民组织也都被我朝粉饰美化。而亡于“神圣的”农民起义的大隋自然就要被宣传定性为大反派，必须是邪恶且黑暗地。

在评论历史人物时，应该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折罪，罪不掩功。以对后世的历史意义为依托，客观持正地去分析。

而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做为中国封建社会里建树最多的皇帝之一，隋炀帝显然不失为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

可笑从古至今那些人云亦云的愚人，对陈旧的传统说法不做任何分析思考，只知一味盲从，这种偏执的态度必然会造成对历史人物的误读和曲解。

令笔者欣慰的是，如今时过境迁，政治因素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渐渐淡薄，人们的治史态度也渐趋务实客观。

在这种良好的大环境下，今人在看待历史问题时，就更应该懂得尊重史实，强化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责任感，严谨求索，敢于对传统观念提出质疑，敢于挑战那些虚假歪曲的论调，把被长期歪曲颠倒的历史矫正过来，还历史人物以本来的面貌。

曾经的一代英主，万国来朝；如今的滚滚骂名，万人唾弃。如果当日不曾心高志广，要建大隋万世基业；如果眼看高句丽坐大，却放任自流，苟安一时，不去冒险远征，试图将隐患扼杀于萌芽之中，又怎会有亡国之祸？

如果在征高句丽前开始腐化堕落，整日游山玩水，享受荣华，那隋朝非但不会两世而亡，那在征辽前已经建立赫赫功勋的杨广，也将作为一代英主名扬史册。

多做多错，不做不错。一招走错，满盘俱输。成与败，得与失，善与恶，千古流芳与遗臭万年，往往不过是一念之间，运气使然。

可当后人回首前尘，狂妄地试图去对某个历史人物盖棺定论时，却往往只是盲人摸象般看到某一个过失、某一件成绩，而除此之外，竟然一无所见。

杨广与仁寿宫之变——很多史书上说，杨广在仁寿宫**宣华夫人，还说他和杨素的私信误传到杨坚手中，引发杨坚震怒，要再重立杨勇，最后杨广弑父奸母，老高认为，这些纯属扯淡。

事关社稷国本，杨坚再白痴，也不至于临死前，听了女人一句话，尚不知事情真相，就要再换太子。

杨坚已经和大臣歔欷辞诀，杨广写纸条命杨素安排后事，稳定朝政，这是很正常的事，杨坚又有什么必要震怒。

一般写正史都应按照当时的史官记录来写，难道杨广就这么愚蠢，当了皇帝还会把自己弑父奸母的宫廷记录留给后人去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