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无信，因为愿望当作现实，所以官儒乃至满清时的理学，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的气息浓厚得无与伦比，最终将华夏腌成了酱缸。

李肆要打破这酱缸，要扭转华夏坠入深渊的命运，在思想上，最核心的工作，就在于救回这信仰。

而这个工作，首先要从反官儒和理学做起。华夏的上天，先是被董仲舒为发端的官儒篡夺了人格神性，接着又被理学进一步篡夺了不可知的敬畏，这二者都是敌人。

“这个问题，没有惊世骇俗之语，难以涤清，你能听得下去么？”

李肆问徐灵胎，他依旧有些担心，徐灵胎和他一样，也是个秀才，如果思想依然禁锢在四书五经里，他就是对牛弹琴了。

徐灵胎眼珠子滴溜溜转着，郑重点头。

“这，就要从官儒，嗯，就是董仲舒那一套说起……”

李肆说，上天不管有没有意志，那都是咱们凡人所不能知的事，愿意以无意志的天理，也就是天道来看也可，愿意以有意志的神明来看也可，这二者只是角度不同。

这说法徐灵胎承认，儒士信道信佛，这之间确实没抵触。

李肆接着说，但是官儒呢，一方面承认上天是有意志的神明，一方面却以人道篡夺了上天的神性。从这一点来看，官儒的本质就是虚伪的，至少在董仲舒之前，道家“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话，儒家是不认的，儒家的本源，只论血脉宗法的人道，同时认为这人道就是天道，并没有竖起上天这个神明。

由此可见，至少秦汉时代的华夏，承认上天的神性是主流思想。董仲舒尊儒，也必须批上这层皮。

“看看《春秋繁露》是说的……”

李肆开始分析起这本书，这不是他所知的，而是从段宏时那搬运的。

作为树立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理论的《春秋繁露》，将人比作天，这是儒家，准确说是以董仲舒为发端的官儒妄自尊大，为附和皇权统治需要而切割天人的典型体现。弯弯绕的理论很有水平，首先强调上天的无上权威，说上天是有意志的，巴拉巴拉，就跟基督耶稣一般，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只看到这，还真要以为看到圣经了。

可接着董仲舒笔锋一转，上天按形体造了人，人跟上天构造一样，因为阴阳啦，五行啦，所以，人就是一个小的天，而人道就体现了天道。人行事得天喜就有祥瑞，惹天怒就有天谴。到这里董仲舒就用人把天顶掉了，还塞进来了带着法家味道的人性等级论，运用的论证手段全是牵强附会和神秘主义。

后人评价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是“神学唯心主义”，这就是被他欺骗了。先承认上天的神性，因为大家都认，他也不得不承认。但在那之后，就用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的私货给李代桃僵掉。把上天的神性跟血脉宗法揉在一起，用三纲五常框住，将人之间的联系和活动直接跟三纲五常拼起来，不提上天，人也不需要跟上天沟通，因为三纲五常的世俗之事就是在跟上天沟通，在行“天道”。由此垒砌出一座金字塔，通往高高在上的君王，称之为天子，只有天子才跟上天沟通。一切都归于世俗，何曾有归于世俗之外的，这哪叫神学？

李肆讲得如此“泼辣”，徐灵胎居然也只是静静地听着。也难怪，《春秋繁露》没过多少年就只剩下一层皮，大家都它不是好货色，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这套又禁锢太深，也难脱出去，有意无意都要靠着它做学问。

董仲舒当初为尊儒搞出来的这套，儒家，包括理学之士，都清楚这的实质。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之说，在后世儒学里，基本都不认真当回事，至少对董仲舒的论证都嗤之以鼻，而有各自的不同论证。但结论儒家都认，而且这层皮确实糊得踏实，靠着附会和迷信的手段，能忽悠住绝大多数没文化的人，就成了历代王朝的外皮，被丢到了“礼法”的那部分，进而影响了诸多层面，风水、中医，都受了这层皮的影响。

华夏人的上天之神，神性就这么被篡夺了。因为人道就是天道，信三纲五常就是信上天，为呢？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嘛。所以大家就别信上天了，信，夫为妻纲，这“纲”解释为法度，其实就是类同人对上天的信仰，臣子信君王，君王信，这就是在信上天。

那么五常呢，有很多说法，主流的是仁义礼智信。从官儒篡神的角度来看，第一个“仁”，仁就是人，这是在说，信仰必须着落在人身上，别去管上天。第二个“义”，义就是纲，信仰的流向不能颠倒，家之小义就是父子夫妻，国之大义就是君臣。“礼”就是仪礼，从穿到称呼，方方面面，都有一套规制，就如同念佛诵道的规定一样，这信，必须要有外在的一整套呈现。智呢，就是在说，有时候人道和天道难以一一吻合，那不是人道跟天道有区别，而是你不够聪明，没说得圆润。信么，人无信不立，人道既然是天道，那么人就得“真实”，否则体现上天的真实呢？

以神学的角度看，官儒篡神的手段很犀利，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李代桃僵，再用三纲五常熔了神性，跟人道混在一起，华夏人的上天之神，自官儒成为思想主体之后，就被断了神性。

“官儒似教非教，以前总是不太明了，现在看来，竟然是篡神之后的怪胎。”

徐灵胎对官儒也没好感，听了李肆这一番话，有了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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