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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道消息之所以传播最快，就在于它有两大特异功能：一是不胫而走，二是不翼而飞。

杨天义已被罢官的消息，就好像一场飓风一般，迅速地席卷着整个山西大地。仿佛只是在两三日间，山西的官场、军方、商界、民间，便已全都听到了风声。

人们在震惊之余，亦是闻风而动，四处打听。既是想求证消息的来源是否可靠，更多的，却是想知道其中的真正原因。

打听来打听去，却也无非是两种说法。

其一，杨天义的所作所为，得罪了太多的人，早已被告上了朝廷。在这些人中，颇有些势力庞大、权倾一方的高官勋戚，以他的无根无基，根本就得罪不起。皇帝权衡得失，自然是要丢军保帅，将其罢免以平息百官之怨；而另一种，则说杨天义乃是自请辞官。他本来就是“暂任”，而今平叛、筹款两件大事俱已完成，他自然是要功成身退。而且，朝廷之所以同意请辞，正是因为对他另有重用。

“获罪说”和“升迁说”，在杨天义罢官原因的分析上，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却又合情合理观点。而且，这两种解释也各有其一席之地，可谓平分秋色，不相上下。

一时之间，人们也是真伪难辨。

官场之上，多是流传第一种观点。

杨天义的一系列举措，直接间接地损害了大多数官员的利益，这一点确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是那些正直的官员，赞成甚至拥护他的政策，却又惮于官场潜规则，仍不免对他的命运感到担忧。

而在民间，则宁肯相信第二种观点。

平叛，杨天义造成的伤亡最小，赈济，杨天义救助的力度最大。在这样双管齐下政策的影响下，许多被裹挟的百姓已是逃离了叛军队伍，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造反，只是因为没有活路。

反过来说，只要生活还有希望，谁愿意去造反？

再者，杨天义的财政公开制度也是功不可没。百姓因此可以知道自己的钱何去何从，官府征税又是何因何果，自然是拍手称快。

其实，除了监督之外，这一政策的最大作用，就是将传统的税收理念扭转成为“用之于民，取之于民”。

可别小看这前后次序的颠倒，它事实上是将国家取得财赋的因果关系彻底颠覆，从而确立了“以支定收”的税收逻辑，而非传统的“量入为出”观念。

只不过，这项改革的意义，并非一朝一夕可见，只能留待以后慢慢观察。

商界之中，对杨天义的去留却是模棱两可。

由于观念和技术的局限，杨天义此次在工商领域的革新，主要还是以柳家为首的行业分工模式的确立，其他方面倒也无甚进展。

在杨天义看来，分工的深入必将带动科技的发展，这是一个四两拨千斤的道理。至于它的效果，却是必须要等到三五年之后方才可以看到。

因此，真正不愿让杨天义走的，目前也只有煤炭行业一支而已。

而他们舍不得的原因，说出来却也未免令人寒心，那就是——担心人走茶凉。

好在他们的这份不安，很快地就被打消了。

山西布政使司发布了一项公告：所有已拍卖的煤矿，没有特殊的原因，所签订的合同持续有效，任何一方不得单独违背合约，否则将支付对方拍卖价格的双倍违约罚款。

紧接着，提刑按察使司的公告也出台了：巡回检查制度将作为一项长期制度坚持执行，参与检查的官员每两年更换一批。巡查官员中若有胆敢徇私舞弊者，一经发现，不论情节轻重，一律抄家问斩。

得知这条消息，官员们稍稍放松的神经顿时又为之一紧。

而且，人们还发现一个问题：在这两份公告中，虽然只字不提督抚大人的名字，但其内容却完全是督抚宪令内容的延续与补充，而无丝毫背离之意。

这里面的潜台词，可就很是耐人寻味了。

与此同时，可以被看作是代表军方态度的、都指挥使司的一份预算报告也张贴了出来：鉴于目前贼兵十余万人已大部进入大同行都司，山西境内已基本恢复安定，对参与平叛的官军在补发欠饷的基础上，每人特别另发二两白银作为犒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