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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二章银监会（上）

西元1906年6月28日。

这一天上海下着细细小雨，天空阴沉着、灰蒙蒙的，一如这座城市绝大部分人的心情。

一个月前，世界橡胶最大进口国美国政府忽然宣布对橡胶实行了限制消费的政策，不定期禁止橡胶进口。由此政策导致，再加上南洋、南美洲等处橡胶园的橡胶树大多开始成熟产胶，从5月底开始，国际市场上橡胶价格便持续下跌。4月时橡胶价格还是17先令5便士，到了6月10日价格已猛跌到10先令2便士。

橡胶价格在短短一个月时间下跌近半，带动起全球橡胶公司的股价下跌。

就在一个星期前，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橡胶股票开始崩盘，再也无法制止，橡胶股票全线溃败，许多公司的股票单天跌幅超过170%！

由于东南亚是橡胶的理想种植地，而此地离中国近，又有大量华人华侨分布其间，因此东南亚的橡胶园公司大多喜欢把总部设在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上海，以便融资。至1910年4月时，在东南亚开发橡胶的公司达122家，其中总部设在上海的达40家。一些洋行在门口高挂“代客买卖各种橡皮股份”的牌子，吸引各路人等前来炒作。

这些公司鱼龙混杂，有的已在当地购买了橡胶园，只需等待出胶甚至已经开始出胶；有的刚刚购买土地，树苗还没种下去；也有的根本没去过东南亚，只是在地图上找了几个名字，就开始在上海招股。他们一般都是先取得驻上海的外国银行的支持，然后在报纸上大做广告，极力宣传公司的美好前景，并声称它的股票可以在外国银行按票面价值押借现款，从而不仅赢得上海华商的信任，连在上海的洋人、洋行也大量卷了进来。

洋人不停地把伦敦的市场行情传播到上海：一家公司发行100万英镑的股票，结果一小时即告售罄；一种面值13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145元；另一种面值100元的股票，最高时涨到600元。这类行情极大地刺激了上海投资者的信心，从而推动上海橡胶股票的疯涨。

在如此利好的刺激下，有些人甚至还没弄清橡胶为何物，就已投身这场股票大潮。当然，这场大潮中的弄潮儿，要数上海的银钱业——钱庄与票号。而其中的佼佼者，当属正元钱庄陈逸卿、兆康钱庄戴嘉宝、谦余钱庄陆达生。陈逸卿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外商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又在兆康钱庄参股；兆康钱庄的大股东戴嘉宝是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

他们都自诩消息灵通，对伦敦的市场行情先知先觉，前前后后发出庄票600万两，以收购股票。所谓庄票，是由钱庄签发的载有一定金额并由其负责兑现的一种票据，分即期和远期两种，即期庄票见票即付，远期庄票到期付现。

一般而言，讲信用而有实力的钱庄发出的庄票在百姓中接受度很高，甚至可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到19世纪60年代，钱庄同外国在华银行建立了资金融通关系，开始以庄票作抵押，向外国在华银行拆借资金，于是庄票就成了钱庄同外国在华银行建立资金拆借关系的工具。三家钱庄发出庄票达六百万两之巨，负债率已经极高，他们却仍嫌不够，又向有往来的钱庄森源、元丰、会大、协丰、晋大等调剂头寸。

随着伦敦的橡胶危机快速蔓延到了远东上海，当电报带着行情暴跌的消息传来，上海橡胶股票也随之一泻千里。原本价值一千四百两的兰格志股票跌到不到百两。

不过好在虞和德与刘继业在伦敦股市崩盘几乎是同步在上海散步消息，使得外国银行和洋人投资者无法仗着信息优势提前出手，与大部分华商一样成为损失者。

这场股票灾难波及整个上海，囤积可了大量股票的华商成为最大的牺牲者；在上海总量达到一亿多银元的橡皮股票中，华商大概占了70%的额度，洋商和银行则是30%。其中，尤以上海的钱庄损失最惨；陈逸卿损失了四百万银元，戴嘉宝损失二百余万银元，陆达生损失百余万银元。

除了刘继业、三联银行、虞和德，以及与他们几人交好的银行家提前得到了消息撤离之外，全上海绝大部分的钱庄全部被波及其中。

本来刘继业乃至三联集团抛售股票并非是一件秘密，如此大金额的抛售也在前一段时间造成市场的些许下跌，但是绝大部分中国钱庄和列强银行并不认为橡皮股票会在近期内下滑，反而有不少掌柜暗中嘲笑刘继业胆小。

如今，后悔晚矣。

欠下了无法偿还的巨额亏损，又遭遇逼债和挤兑，几个受灾最重的钱庄很快就撑不下去：6月21日，正元、谦余钱庄率先倒闭，23日，兆康、森源钱庄关门，26日，元丰继之；27日，会大等三庄又继之。

而外国银行则趁着这个时间点，开始落井下石般地以欠款不还等理由扬言强行收回拆借给上海银钱业的款项，使本就岌岌可危的上海银钱业雪上加霜，一时间上海的金融市场几乎有崩盘的危险。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刘继业与张謇再次来到了上海。

孙多森本欲提前到，只是这场银行危机也波及了北方直隶，因此他只能留在天津忙着协助周学熙收拾残局，一时抽身不得。

在从苏州前往上海的火车上刘继业就已经在近期的申报上了解到近期上海的惨剧；每天都有破产的华商不堪重压要么上吊自杀、要么携款潜逃，留下一屁股债务。